论物权法调整空域使用权的合理性

我国《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空域所有权,但是应当解释为承认了空域所有权的存在。现行法律没有认可空域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只能认为空域使用权是行政许可利益。但行政许可机制的运行与效率价值旨趣相悖,其产生的产权不确定性不利于空域高效利用。市场机制和私权制度的引入是改革的重要方向。国家所有权具有私权属性,空域所有权也不例外,而空域使用权是空域所有权基于权能分离产生的权利,只能具有私权属性。这种定性在价值上也具有合理性,这主要是基于市场机制对空域利用效率的保障作用以及私权属性对市场机制顺畅运作的支撑地位。在私权体系中,将空域使用权规定为物权最为妥当。     

筑牢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

思想政治工作是基层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我们党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近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不断丰富,阵地不断拓展,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态势。可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仍须迎接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现实利益错综复杂、社会群体日益分化、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等带来的诸多挑战,依然存在一些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     

“初心使命”失守衍生的贪腐后果与成因——基于教育系统15个违纪违法案件的考察

初心使命作为党的思想建设范畴,具有重要的廉政价值,可以为构建廉政体系中的不想腐环节提供思想资源和技术支持。初心使命在实践运作中体现为岗位职责,初心使命失守是指党员干部在特定岗位上的职责意识淡化、弱化、异化。对教育系统15个违纪违法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利益诱惑情境—初心使命失守—贪腐行为”是初心使命失守衍生的贪腐行为的内在逻辑链条,凸显了初心使命的廉政价值及作用机制。因此应根据利益诱惑情境的作用机制,构建激发初心使命特点优势与控制利益诱惑情境的双重防腐模式。从初心使命视角研究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弥补了当前初心使命与廉政关系研究的不足。     

性贿赂的刑法规制路径

当今社会,性贿赂已然成为重要的贿赂方式,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蚀力甚至高于其他财物型贿赂。然则我国刑法并未将性贿赂纳入其规制范围,理论界对性贿赂入罪与否争论不断,实务中对性贿赂的处置方式不尽相同,这直接削弱了我国刑法对性贿赂的规制力度。应当试图跳出性贿赂入罪与否的争论漩涡,在现行刑法框架下探寻性贿赂的刑法规制路径;应当将间接性贿赂中的雇佣型性贿赂所涉赃款直接认定为受贿数额,将直接性贿赂与间接性贿赂中的指示型性贿赂直接规定为贿赂犯罪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雇员“吹哨”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雇员向媒体或有关监管部门"吹哨",可以及时制止公司违法甚至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起到减轻政府监管压力的作用。但是雇员的吹哨行为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却违背了对公司的忠诚义务。雇员"吹哨"的正当性源于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并保护公众利益。如何规范雇员吹哨,控制雇员吹哨的副作用,是我国法制建设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员工"吹哨"实现社会有效监督的关键在于依法明确各项权利行使的边界。雇员吹哨的动机及实现的社会效果都是衡量这一边界的重要因素。通过相关配套措施的构建引导雇员在边界内理性"吹哨",从而真正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乡村博弈: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

立足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乡村关系"问题进行剖析,可以认为"乡村关系"问题的实质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对立与冲突,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     

“国家形象战略”研究综述

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形象的概念开始在西方逐渐凸现;二战后西方对国家形象的研究日益系统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进入自觉阶段[1]14-18.作为国家形象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国家形象战略也引起了有关研究者的关注.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外的研究主要分散在对国家形象战略一些相关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以及对国家形象战略某个层面的研究.     

对村民自治条件下加强党组织领导的二点思考

村党组织要按照村民自治的发展要求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领导体制,关键在于必须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实现村党组织的领导,还要善于建立和完善村务民主决策的运行机制,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理顺村＂两委会＂的关系,通过加强村党组织建设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从而构建起科学的村级组织领导体制。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关系及其治理逻辑

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两级组织由于制度性权力的弱化以及财政的困难,乡村关系在形式上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但是由于"压力型体制"的存在,乡镇政权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手段直接或间接支配村级组织,税费改革前形成的事实上的乡村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由于乡村关系的不畅,对村庄治理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