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村级组织体系历经多次重组,引起了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在村庄内部,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而村级组织的重组,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和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构;在村庄外部,村级组织是连接国家与分散的农民的组织载体,有效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与治理。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目标、组织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将村级组织作为权力主体,建立国家—村级组织—农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成为深化乡村权力结构研究的重要路径。     

“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的发展及其谬误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炮制“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但相关指控事实上并不成立,因为中国投资不仅满足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而且能够通过中国基建企业“走出去”提供基建经验,其注重长期经济利益,目的是在推动当地发展的同时实现双赢。况且,中国并非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唯一或最大的债权国。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内因是其内部经济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外部核心影响因素是以美元流动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美国金融霸权。中国应坚持将“一带一路”倡议塑造为新一轮的开放政策,以服务于“共同发展的全球化”。     

冷静和理性地看待当前我国经济形势

《新唐书》记载这么一个故事:五代后晋国王庄公,英勇善战,成绩辉煌,后因“祸患积于忽微,智勇困于所溺”,最终导致国破身亡。欧阳修写道:“忧劳可以兴国,安豫可以亡身。”孟子亦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贞观政要》中说:“知其所以危则安矣,知其所以乱则治矣,知其所以亡则存矣。”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告诫人们:居安思危则安,乐以忘忧则危。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如此,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发展也如此。 当前,举国上下一片欢呼我国经济的大好形势。的确,经济形势是大好。特别是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出现9.9％的增长。第二季度,由于受到“非典”的影响,下降到     

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及其适用建议

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确立可以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可以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 ,维护社会正常经济秩序。适用该制度时 ,除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外 ,还有自身的特殊性。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是一种特殊的、辅助性、补充性的法律制度 ,因此 ,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应承担不真正连带债务 ,但为避免第三人与债务人利益不平衡情况 ,建议法院判定责任时 ,先由债务人承担违约的损害赔偿责任 ,不足部分由第三人补充赔偿。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的履行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成为自然债务，权利人接受义务人履行自然债务不属不当得利，双方当事人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重新确认的协议，是以履行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为内容的一个新合同，应得到法律强制力的保护。     

春风过处芳草绿——平安县村级“三个代表”学教活动成效见闻

阳春三月，万物欣荣。经过了村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平安县农村，无论是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思想观念，还是村领导班子建设、村级经济发展等，都无不给人以新的感觉，如同这个春天一样，处处呈现出新的气象。     

按“三个代表”要求挑选村级“领头羊”

近几年来，玉树州基层组织出现断层乏人的问题比较突出，与广大农牧民群众迫切要求“有能人办事”的愿望形成了矛盾。造成村级基层组织断层乏人的主要原因是：有些村“两委”班子后继无人，年龄偏大的村干部调整不下来，有的村虽然建立了后备干部队伍，但大都缺乏工作能力，扶上去群众不满意；有的村培养后备干部的“源头”出现“断流”，找不出培养人选；有一些村干部不愿意让位，     

论一般保证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计算--兼评《最高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内容

一般保证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从何时开始计算 ,是司法实务中一个争论十分大的问题。《担保法》对此未进行明确规定 ,各地司法实践不一。《最高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诉讼判决或仲裁裁决生效时起计算。但是 ,这种做法存在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不足。国外实际上一般都是从主债权履行期届满时开始计算。这时债权人利益虽因先诉抗辩权而不能实现 ,但由于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 ,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亦随之中断 ,所以 ,债权人的利益同样可以得到保护。     

试论债务信用矛盾激化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和法律对策

当前,不安定因素中因信用纠纷引发的比重不断增加,信用性的违法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涉债犯罪出现新动向和新形式。因此,应尽快制定和完善民事执行法律,建立比较完整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提升现有法律执行措施的强度,着力打击合法形式掩盖下的恶意侵财、诈骗犯罪,加强法治意识,发挥正常经济调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