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诱发越南仇华心理

在许多西方人的眼里，越南就像是个“小中国”。且不说地缘上两国比邻而居，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文化习俗，在越南处处都能找到中国的影子。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关系，民族自尊心强烈的越南人，既钦佩中国的强大，又不愿活在“中国巨人的影子里”。其别别扭扭的对华心态，是当下越南民族情绪高涨的根源。     

穿越百年历史 强化民族认同 共创民族复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两岸关系思考

回顾辛亥百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无论从地缘上、血缘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两岸都是基于中华民族这个基本认同的命运共同体。一旦民族认同出现偏差,台湾主体意识走向极端的政治化,变成＂台独＂意识,两岸关系的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变数,会造成中国大陆民族主义偏激地对待台湾少数的偏差的认同,变成十三亿...     

社会“极端事件”的根源与化解——以回答网民提问为形式

＂极端事件＂是指暴力和侵犯性到了极端程度的事件,是各种冲突事件中涉及暴力攻击或侵犯法律最为典型的事件,是超越了社会的底线价值的反常态的暴力事件。暴力的使用是极端事件的最主要的特征。＂极端事件＂的主角可能是个体、群体、政府。＂极端事件＂的发生原因有＂十个不＂：即不让步,不让利,不放权,不透明,不守则,不及时,不换位,不认错,不对话,不变通。改变这＂十个不＂,＂极端事件＂就可能化解。＂极端事件＂也有其正向功能,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对于民情、民意、民怨会产生直接影响,要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避免鼓励一些负向情绪,引发＂极端事件＂。     

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矛盾特征

哲学发展历来包含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在理性主导下重视非理性也是哲学发展的应有之义,但如果以非理性完全否定与排除理性则是对传统哲学的矫枉过正。可将非理性划分为"一般非理性"和"极端非理性"两种类型。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哲学作为一般非理性虽强调意志或信仰作用,但并不完全排除理性,因而并未构成对传统哲学的颠覆,而尼采哲学作为极端非理性则具有反理性特征,因而构成对传统哲学的颠覆与反叛。认清非理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以及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两种类型,有助于深入认识哲学的演变规律以及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区别。     

俄联邦的俄罗斯帝国传统——关于认识后苏联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文学在后苏联没有消亡,甚至年度的文学生产量远超过苏联时代的每年文学创作.然而,后苏联文学的存续及其所显示出的生命力,不能视作是反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不可以仅仅看作是文学产业化的结果,倒是应该看到,文学在后苏联的独特性是后苏联社会进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对其审美的表达.这种情形接续了文学在俄国的传统,从而继续与欧洲文学相区别.造成后苏联文学的如此特质,正在于俄罗斯自身的帝国传统在俄联邦时代不是中断了,而是公开化和合法化了,使俄国重建有了国民认同的依据,文学则成了在审美上促成俄国人认同俄罗斯国家的重要力量.     

努力增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仅再度泛滥,而且呈现出问题越来越严重、危害越来越巨大的趋势。而国外的和平演变攻势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相互呼应,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变得空前复杂。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加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等国际问题的研究,站在时代高度、运用辩证思维、拓宽全球视野来科学判断我们所处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准确分析当前的挑战、机遇与任务,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时代激荡与历史的抉择——浅论二十世纪中国时代思潮的转变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危机,由于给全世界和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严重伤害和威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反资本主义思潮和汹涌澎湃、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处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也不例外。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制度优缺点的反思和比较中,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思潮悄然发生了重点转变,开始批判、否定和抛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接触、研究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伊扎布特:由中东输入中亚的极端组织

极端组织伊扎布特,即"伊斯兰解放党"是具有政党特征的极端伊斯兰组织。伊扎布特在20世纪90年代输入中亚后获得很大发展,这其中有地缘政治和当地伊斯兰发展的环境因素,还与它独特的组织和活动方式,如严格的组织体系,成熟的反侦察组织机制等有关。伊扎布特在输入中亚的过程中由最初的"非暴力"逐渐愈来愈暴力化。在中亚,它与其他极端组织相互渗透,甚至充当暴恐人员的后背力量。     

西亚北非向何处去？

最后去了中东、美国、和中亚，发现到处都在讨论西亚北非正在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人说那是一场“革命”，也有人说那不过是一系列的“政权改变”，有人赞扬那是反对独裁者的民众运动，但另一些人认为那只是部落之争和精英内斗；理想主义者称走上街头或拿起武器的是没有宗教色彩的、要求民主的“年青一代”，但持怀疑态度的人则认为这些“反叛者”的背后就是宗教极端组织。     

1979年：拨乱反正时期的陈独秀与李大钊研究

陈独秀与李大钊是中共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但在长期极左思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编纂学的脉络里却被缺席或被贬低。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离开陈独秀与李大钊，便无法合理地解释五四史及至整个党史。“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学界即有限度地对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历史实施拨乱反正。1979年纪念五四60周年的学术活动则为进一步深化陈独秀与李大钊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与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