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务发明制度的异化及匡正——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考察

制度异化是指因制度缺陷或其他制度外的因素而导致人所建构的行为规范成为束缚与支配人的工具.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视角来看,我国的职务发明制度在实践运行中表现出明显的异化特征,导致这种异化的内在原因是职务发明制度的缺陷,外在原因是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职务发明制度的异化客观上使得该制度沦为企业奴役发明人、谋取利益最大化的制度...     

债权人撤销权客体范围的类型化分析

撤销权系撤销债务人所为之行为,该行为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本不应有的状态,这种状态破坏了原本平衡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债权实现造成的影响极大。但是如果撤销权不断膨胀,在实践中运用的范围过度扩张,也可能会对债务人合理地管理自身财产造成妨碍,干涉他人的自由,阻碍债务人经济能力的恢复和自愈。我国在立法技术上采取客体范围扩张而在主观构成要件的把握和行为后的事态方面进行限制以防权利滥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参考2017年《日本民法典修正案》的立法经验,对撤销权的客体范围进行类型化分析,对客体范围加以明确,以防止其弊端。     

平台经济背景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与完善路径

大数据时代,涌现出了许多平台经济体。平台经济的独特性,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也暗藏挑战,对平台经济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与法治化规制提出新的要求。为此,立足我国国情,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监管,需要加强对平台本身的技术性监管,对垄断行为的实施者采取严厉的措施;基于平台的大数据特性,就需要加强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同时,监管还需要从法律依据方面,创新《反垄断法》的防范与规制。     

网络暴力犯罪及其帮助行为的法律规制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短视频的兴起,网络暴力便有了良好的温床,侮辱诽谤型、网络谣言型和人肉搜索型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造成了诸多令人痛心的结果。网络暴力的治理,需要厘定网络暴力的界限和行为模式,准确认定群体性网络暴力中各参与者、帮助者的责任。网络暴力犯罪治理的路径选择有三：出台司法解释,增设“网络暴力罪”条款以及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三种法律规制方法综合使用,能够对网络暴力行为形成全方位的有效治理。同时可以根据实践情况和需要,坚持司法解释优先的原则,按步骤完成网络暴力行为的综合治理。     

转换性使用在短视频解说著作权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通过介绍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几种主要类型,对转换性使用规则在电影解说短视频著作权中的可行性加以分析,并从立法层面、司法层面以及行政监管层面出发,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以供参考。     

由一起诈骗案引发对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界分的思考

在司法实践中,诈骗罪是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最为常见的案件类型之一。近年来,诈骗案呈多发高发态势,且新型诈骗层出不穷,尤其涉及合同履行类的诈骗案因与民事纠纷相纠缠,导致检察机关的办案难度越来越大。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该行为到底是刑事诈骗还是民事欺诈,已经成为办理诈骗罪案件的痛点与难点。本文将从一起诈骗案入手,讨论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区别,为办理相关的诈骗类案件提供思路。     

数字背景下德国滥用市场力量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代化——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订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拥有成熟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二元体系,其在第十次修订中加入了拥有竞争相关数据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影响、拒绝开放数据接口行为如何适用必要设施原则、中介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禁止具有跨市场竞争显著影响力的超级平台滥用行为等回应数字时代市场竞争新特点的条款.我国《反垄断法》修...     

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后实施帮信行为的定性分析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来,该罪名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洗钱等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犯罪分子的手段日益专业化、精密化、隐蔽化、金融化和科技化,"卡商""卡农"的出现为打击此类犯罪制造了较大障碍,...     

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德国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民法典的借鉴意义

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2002年被纳入《德国民法典》。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与我国现行民法中的重大误解制度、显失公平制度、附条件法律行为制度存在区别,并且具有独立的价值基础。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引进此种制度,并对该制度实行分别立法的模式,将法律行为基础欠缺制度规定于总则编,将法律行为基础丧失制度规定于合同法编。     

论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整体侦查规则体系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局限,以及具体制度中技术侦查措施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的规制失灵,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大数据侦查为突出代表的侦查行为干预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客观风险。对此,应当建构起刑事侦查中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和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包括侦查对象的个人信息权利以及侦查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对大数据侦查行为和个人信息主体实行层级化程序控制和区分保护,并以比例原则严格约束大数据侦查行为的使用。此外,还应当建立监管制度与权利救济制度来确保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