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管制刑的现状及其完善

管制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限制自由刑,符合刑罚轻刑化、开放化的发展方向,但由于管制刑在实践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适用率较低,由此引发管制刑的存废之争一直不断。管制刑在我国有其理论依据和社会基础,应通过制定实施细则,完善内容,增强惩罚性,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日本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推广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同时也对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由行政主导向法治主导转换,由单一管制手段向多种手段并用转换,由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换,而在这些方面邻国日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将在阐述日本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以及社会各部门间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探讨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自然垄断行业:竞争与管制的选择

电力、电信、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煤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被公认为属于自然垄断行业 ,一般由政府垄断经营或严格管制。自 70年代以来 ,英美等西方国家纷纷对这些行业进行管制体制改革 ,引入竞争机制 ,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本文通过描述自然垄断行业的经济特征 ,分析政府对这些行业进行管制及放松管制的原因 ,最后以电力行业为例 ,分析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竞争与管制的选择问题。     

北极航行管制的法理探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4条赋予冰封区域沿海国特殊的环境管辖权,加拿大和俄罗斯依据这一条款在其北极海域内全面推行航行管制。然而这一单边管辖权的行使需要满足多项限制条件,两国部分管控措施超出了冰封区域条款的合理使用,突破了海洋法对航行权的保障。在国际法体系内,北极沿海国航行管控的特殊权力有其外部边界,受到多边海事规则的制约,特别是"极地规则"的出台将限制冰封区域条款的适用空间,削弱沿海国单边管辖权的合法性基础。北极沿海国实施单边管控面临法律和政治上的双重困难,通过国际平台开展北极航运合作,寻求在国际规则中维护其利益诉求,更加符合北极沿海国家的实际利益。     

出口管制法: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历经3次审议、2次征求意见,2020年10月17日,出口管制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0年12月1日起施行。出口管制,是指国家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境外转移管制物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向外国组织和个人提供管制物项,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性措施,是国际通行做法。     

浅析冷战初期美国对华经济政策

冷战初期,美国对西欧实施经济复兴,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管制。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先后通过NSC41、NSC48两份文件,确立了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出口管制。朝鲜战争爆发,尤其是中国参战后,美国将其升级为全面禁运,给中美经济关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法》评析与启示

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法》在术语定义和政策声明、出口管制的权限和管理、许可证、确定和控制"新兴和基础技术"出口的要求、涉及与美国全面禁运的国家有关的审查、惩罚和强制执行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该法使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走向法典化、系统化和多边化,建立跨部门许可审查机制,确立"合规协助"条款,扩大了"新兴和基础技术"这一出口管制范围,并扩张出口管制域外管辖权,同时加强了惩罚和执行力度。我国应注重"新兴与基础技术"的管制,完善出口管制系列清单,扩大出口管制管理机构的执法权限,为出口经营者出口合规提供具体指导,严格执行阻断法,推进双边与多边出口管制标准的设立以应对该法的实施。     

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在美国广播管制史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左右广播业准入管制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核心概念。事实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实行管制的授权标准 ,蕴涵着对政策决定过程中相互竞争的诸价值和利益的衡量 ,有相当的弹性和延展性 ;在司法和管制实践中 ,则要结合具体情境 ,将形式上的公共利益标准转化为具有实质内容的方案 ,实现对裁量权的导控。在我国许可制度改革、放松管制以及公用事业民营化实践的背景下 ,如何发展出可操作的许可标准和精巧的利益衡量技术 ,保障“公共利益”不因民营化进程而侵蚀和消解 ,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     

环境管制标准在侵权法上的效力解释

学者从矫正正义视角作出的研究只能部分解释实践中环境管制标准在侵权法上的效力。以风险控制为视角,环境管制与侵权责任均可视为风险控制的工具,它们分别在不同方面具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为充分利用二者的双边优势,环境管制与侵权责任应当保持制度上的合作。当环境管制标准能够达到社会最优标准时,侵权责任将作为“查漏机制”弥补环境管制标准的执行不足。这要求法院充分尊重管制标准,并承认合规抗辩的效力。当环境管制只能设定最低限度的“门槛性”标准时,侵权责任将作为“补缺机制”弥补管制标准的设计不足,法院因此要为排污企业“量身定做”最佳的行为谨慎标准,并在必要时否认合规抗辩的效力。由此形成的制度合作框架从根本上解决了环境管制标准的侵权法效力问题,并能够对相关法律现象作出全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