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思想之转变

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在护国运动时期一改以往改良风格,反而主张暴力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思想转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梁启超"流质易变"的本性、改良派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强烈爱国心的驱使和客观的历史环境选择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重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一)今日之中国乃“世界之中国”梁启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时期,并相应地把中国的身份概括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梁启超:《中国史序论》,载《饮冰室文集》卷34,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5页)。无论这第三阶段始于何时(梁氏大概是以18世纪末的“海通”为开端),至少自中国的孤立状态被西方坚船利炮强行打破以后,中国就已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进入“世界之中国”的发展阶段。这个历史经验,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价值体系与国际观。在中国人看来,这个西方主导的外部世界所奉行的是弱肉强…     

中国现代人权观念的起源

纵观中国现代思潮脉络,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未知概念,它深受近代西方思想启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当时的开明有识人士创立,这便是“人权”。康有为最先发现了“人”以及它的“客观自然存在性”和“个体存在性”,他向往一个“新世界”,在那里“人”可以自由享受各种权利和无穷的乐趣。随后的严复和谭嗣同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阐明了“人”的自由和平等思想;梁启超将前面所有的思想相结合,给这种具有“主体性”和“公民性”特征的人定义为“新民”。     

“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

本文对“梁启超宪草”的主要内容作了具体的分析 ,并同时阐述了民国初期中国宪政实践中移植西方宪政模式的艰难与反复。     

梁启超对康有为学术渊源、教育思想和“中国政策”的阐析

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宣传和介绍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宣传、介绍和阐发二十余年而不辍。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的学术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康有为对宋儒学、心学和佛学的推崇;其二,就康有为接触的西学来说,无论是内容还是范围都极为有限,尤其是并没有涉及到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康有为重视教育,梁启超着重揭示了康有为"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从内容看,他重视对孔学、佛学和宋明学同时兼教史学和西学等内容的教育;康有为的"中国政策"具有两大特色:第一,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倡导民权的第一人。第二,就实施而言,康有为不是重民权而是重君权。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传记策略与女性设计

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源自德富芦花的《法国革命之花》。梁启超按照早年母教论与女学实践弱化了罗兰夫人的家庭教育和教会教育,并根据新的史学理念强化了以《英雄传》为核心的自学,让罗兰夫人成长为兼具爱国情感与政治理想的女性主体。为了强化罗兰夫人的爱国情感,梁启超删除了对罗兰夫人爱情、亲情、友情等个人情感的描述,从而回应了他此时所倡导的道德革命。在处理与爱国情感相关联的政治活动时,梁启超带着女扮男装文化传统的先见赋予罗兰夫人雌雄同体的双重性别。在面对女性的政治权这一新的女权问题时,梁启超具有某种保守性。     

梁启超人性观探迹

梁启超主张基于现实的人去认知人性。他从进化论和功利主义的角度以求存、私、欲等为不可免的自然人性而给予肯定,但认为在群体生活中要对其进行一定转化和分限。同时,人性中还有超越自然之性的内容,即人的自由性和道德性,梁启超将二者结合为真我(良知)的自由。人性的自然之维与超越之维存在一定张力,使现实人性具有可塑性。梁启超试图采用教育手段,通过自然之性的转化分限和超越之性的生成发用去引导现实人性。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早年积极提倡西学,晚年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但梁启超前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倡导中西文化的"结婚",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也有传承,尤其提出了"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王桂荃，爱得卑徽却高贵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默默付出全部的女人。中国近代史上大师级人物梁启超背后的那位女人,梁启超从不曾公开叫过她的名字,即便在给家人或亲朋的信中提及她,他也只称她“王姑娘”或“三姨”。其实她有个好听的名字,而且还是他给她起的——王桂荃。     

乐业需敬业 敬业方乐业——读《敬业与乐业》有感

7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发表了《敬业与乐业》的著名演讲，启发学生怎样对待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时光荏苒，虽然国情、社会环境几经变迁，但这篇精彩文章蕴涵的“敬业乐业”的哲理，对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争创一流业绩，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