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漫谈

“法治”（Ruleof Law）是什么？古今中外，概莫一是。中文“法治”一词最早见于先秦诸子文献。《管子·明法》中有：“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中有：“任法而治国”。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之外辩。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分别用“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来概括儒、法两家的主张。     

梁启超、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异同析论

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起源、价值追求、作用及其在当时中国不可实行等方面的思想认识往往不谋而合。由于对社会主义观察、研究和思考的角度以及侧重点、落脚点有所不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也必然存在着一定分歧。梁、孙二人的思想主张集中代表了改良派和革命派对社会主义学说判断、吸收和取舍的不同倾向,彰显出他们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思考与认识。     

梁启超翻译思想中的文化政治取向:文化民族主义

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开拓者和具有维新思想的爱国翻译家,梁启超将翻译纳入了抵抗英美列强霸权语言文化、整合西方优秀文化和本土文化、重构"中国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活动。他翻译中的这种文化政治取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借"翻译强国"思想宣扬和传播民族危机、民族复兴意识;借译介"政治小说"改造国民性、重铸"新民";以"豪杰译"挪用西方思想文化并本土化重命名生成"中国性";编译亡国史提高中国"亡国灭种"的警觉。梁启超借翻译以传播、推广文化民族主义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参与了"新中国"民族身份的想象与重构,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     

梁启超人性观探迹

梁启超主张基于现实的人去认知人性。他从进化论和功利主义的角度以求存、私、欲等为不可免的自然人性而给予肯定,但认为在群体生活中要对其进行一定转化和分限。同时,人性中还有超越自然之性的内容,即人的自由性和道德性,梁启超将二者结合为真我(良知)的自由。人性的自然之维与超越之维存在一定张力,使现实人性具有可塑性。梁启超试图采用教育手段,通过自然之性的转化分限和超越之性的生成发用去引导现实人性。     

“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今年第二期刊登了国家人事部余兴安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梁启超真的讲过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吗?读罢该文,笔者首先被学术界这种久违的扑面而来的考证之风所感染,学者最难得的就是这种可贵的严谨治学精神,同时也被余兴安先生勇于质疑的胆略和智慧所折服。鉴于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这句话出自名家     

中国史之意义所在——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在《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使《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得到系统整理,其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其中许多治史经验和精辟见解对今日之治史者仍有很大启迪,譬如关于中国史的意义之谈.     

谭鑫培之死

民国五年，梁启超为父亲祝寿，谭鑫培应邀到场。梁启超要给谭老板赠字。谭鑫培早有准备，拿出一幅画，是自己的肖像。梁启超在上边题写：     

梁启超的惊人“预言”

1902年,梁启超有感而发创作了"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此书共五回,约9万字,并未写完。这部作品畅想了从1902年到1962年中国的变化,其中很多内容与后来发生的史实惊人地吻合。预言光绪帝自动退位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后南方各省开始自治,到1912年全国国会开设,中国实现共和制而不是他主张的君主立宪,国名叫"大中华民主国"。而在小说中,当时的皇帝罗在田退     

“封建社会”是一个筐

中国史学一直不能摆脱一样东西，我们姑名之“义理”。这便是梁启超所说“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这个思路，是我们史学的鼻祖孔子开辟的。他老先生作《春秋》，终极目标不在历史事实本身，而在“使乱臣贼子惧”。     

梁启超廉洁思想及其实践探析

梁启超名满天下,先后担任袁世凯政府进步党司法总长、段祺瑞政府内阁财政总长要职。他居官清廉,安贫乐道,教育子女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勿求做大官,唯求做大事＂,其干净干事的处事态度和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精神,为世人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