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有效运行检察权服务和保障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珠江三角洲检察机关应从实际出发,改变检察权运行不均衡的现状,通过实行省检察院垂直领导体制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珠江三角洲检察一体化,确保检察权运行的独立性、统一性和整体性,为服务和保障《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迷局与破解:当前检察权研究中的误区剖析

学界对检察权的研究存在四个明显的误区。首先是三权分立的僵化框架抑制了监督权的独立形态,致使检察权的监督性被遮蔽;没有对不同诉讼模式作区分,也没有对不同诉讼模式中的检察官做出区分;角色认知上人为地抬高检察官贬低法官造成误解;片面地理解监督方式,脱离实际地只看见监督链没有看见监督网。     

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与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的3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30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不断繁荣、渐趋完善的30年。为了纪念我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推动检察事业创新发展,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属部分事业单位组织了"检察制度和检察理论创新发展"论坛,本刊选择出席论坛的部分学者、专家提交的论文及本刊记者撰写的综述文章予以刊载,供读者参考。     

人民监督员“五种情形”监督机制问题研究

2003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开始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探索了一条从制度上保障检察权正确行使的有效途径.经过四年多的实践,这一制度对于加强外部监督、保障公正执法、提高案件质量等方面显示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尚待研讨的问题.本文着重对建立和完善人民监督员"五种情形"监督机制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检察权运行模式之新变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和谐社会理论背景下出台的,其制定目的或价值取向在于构建社会和谐。宽严相济是和谐社会理论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政策体现,严策或宽策均为手段,采取严策有助于构建社会和谐就使用严策,采取轻策有助于构建社会和谐就使用轻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偏重于宽或严,而是有统一的适用前提,那就是是否有助于构建社会和谐。本文从检察权运行理念之变迁、检察权运行参与主体之多元化、检察权运行方式之转变、检察权运行重心之重构等方面出发,论述了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如何对检察工作的机制进行改革,以使检察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更加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检察权配置应体现司法规律

我国现行检察权的配置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司法规律。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符合权力制约规律；批捕权配置符合控、辩、审分离的要求；公诉权配置是保障人权、司法公正的要求；司法解释权配置是法律统一适用的要求。司法权配置不足之处，尚需深化司法改革加以完善。     

检察权的价值目的:满足民众司法新需求

现代检察权具有分权制衡和保障民权的双重功能.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检察机关必须把满足民众新的司法需求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出现了积极向上的新气象,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矛盾,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仰赖和评价标准也不断提高.检察权应当回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不断满足社会民众对法治需求、保障人权、执法价值等新要求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反腐倡廉、社会和谐、执法能力等新期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中国检察制度的宪法和宪政特色

我们党和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探索,在吸取我国历史上政治法律制度精华,总结文革的深刻教训,借鉴人类司法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具有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我国检察制度的宪法和宪政特色与西方各国检察制度相比较,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我国检察制度具有独立的宪法和宪政地位;二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和检察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检察工作及法制建设的关心和指示

检察工作十分重要。——彭真同志在1953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署召开的大区检察长和华北各省市检察长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浅议法院庭审中民行监督权的实现

法院庭审中的民行监督即事中监督,是检察机关事后监督的有益补充。事中监督的探索有着其基本的法律基础,有利于民行检察职能的实现,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但在实践中应掌握好尺度,适时适度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