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化"主体":组织抑或契约?

传统民商法组织理论面临多元发展需求与信息技术的挑战.在通证经济中,区块链网络参与者借助分布式记账技术,形成了根植于智能合约、以共识算法为治理机制的算法化主体.算法化主体不具备法人的科层治理结构,也不符合商业信托的法律构造,若将其界定为合伙或合伙企业,将使通证持有成员陷入互负连带责任的困境,不利于加密财产的交易.因此,研究算法化主体的技术构造,引入制度经济学以治理为核心对组织与契约关系进行讨论成为选择.共识算法去除了传统组织的科层机制,智能合约克服了不完全契约的局限,分布式记账与加密技术等区块链融合技术生态支撑了算法化主体客观性的交易特征,使得算法化主体具有动态性的组织特征.可将算法化主体认定为民法典上的非法人组织,适用民法典第104条与未来特别规定解决其责任归属问题.     

在线诉讼 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网络强国战略全面实施,我国的互联网司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推动裁判文书全面上网,到电子卷宗同步生成、跨域立案全面推广、移动微法院一网通办,再到设立互联网法院、探索区块链存证和智能合约履行,人民法院顺应时代发展,锐意探索创新,推动互联网司法在技术应用、程序规则、实体裁判等领域全方位转型升级。中国互联网司法从“跟跑”走向“领跑”,实现了“弯道超车”。     

顶层设计:抢滩第四次工业革命

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浪潮。继今年首次被写进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又专门针对“人工智能”发布了国字号文件,使得人工智能在中国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潜力。7月8日,国务院下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全文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解释国家为什么要做人工智能的规划;一部分是人工智能具体落地应用的相关领域;一部分是详述我们该如何发展人工智能。整个文件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办法,事无巨细都作了规划。顶层设计方面,强调“把人工智能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层面系统布局、主动谋划”;具体实施办法方面,甚至细化到如何开展全民科普、舆论引导等层面。     

公安移动视频要素信息智能调度显示应用技术探讨

围绕当前警务实战需要,针对移动视频发展中出现的不足与局限,提出了基于移动视频的要素信息智能调度显示技术,将车辆附属信息(车速、车牌等)、安保任务名称、时间信息、当前车辆位置、距离目的地距离等要素信息在移动视频画面中予以综合显示,以便后方指挥部进行同步监看调度,以解决传统移动视频应用单一的难题,提升警务通信指挥调度的效能。     

提升北京市房山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对策探析

<正>提升北京市房山区的城市服务管理水平是承接首都功能、建设"一区一城"、实现"新城新业新生活"房山梦的重大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当前,房山区发展面临着"城市病"问题,也面临着管理体制不健全、运行机制不完善、社会参与程度低、智能化水平不高等本土问题。鉴于此,房山区应该围绕建设安全文明、和谐有序、美丽宜居的智慧城市这一目标,坚持统筹兼顾、分类管理、多元治理、创新体制、管理精细、提高效率等原则,     

高校法学实务技能师资的角色定位与理性安排——以法学“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为视角

法学"双师型"师资队伍是一个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构建"双师型"教师团队应打破职业割据,扩大教学主体外延,将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作为高校专任教师的有益补充。为使专、兼职教师协同合作,应对二者在实务技能培养中的职能进行准确定位。其中专任教师适宜担任理论兼顾型师资,兼任教师适宜担任专门实务型师资。在此基础上对两类教师在实务教学中承担的课程做出理性安排。     

完善高校新工科专业设置

<正>目前我国智能制造人才紧缺情况十分严峻,其中,创新型科技人才、新型经营管理人才、复合技能型人才、专业工程型人才和信息安全人才等五类人才的需求最为强劲。我国在这些人才的培养方面有如下问题亟待解决:一、管理体制不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一些高校在产学研的融合方面重视不够,产教融合也不够深入,重理论、轻实践,智能     

党员大视野

<正>新一代人工智能将围绕五大方向攻关科技部日前正式发布关于对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20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的通知。《经济参考报》发文介绍,本次征求意见的总体目标是,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创新和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为主线,按照并跑、领跑两步走战略,围绕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自主智能系统等五大方向持续攻关,从基础理论、支撑体系、关键技术、创新应用四个层面构筑知识群、技术群和产品群的生态环境,抢占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妥善应对可能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人工智能成为智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制度需求与多层应对

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需求是伴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是智能社会治理中许多具体问题都会触及的理论假设.自1992年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设想被首次提出以来,它成为理论研究、立法建议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话题,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人工智能担任人类工作角色和欧洲的立法动议更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讨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具有多维度的需求.既包括明确侵权责任、塑造权利能力等具体需求,也包括以构建社会治理新范式为目标的根本需求.不能简单地从概念上直接排除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的可能性,也不能认为授予法律人格是唯一或者更佳的解决办法.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是智能社会发展中新型治理模式的选项,以功能主义的态度来进行解释论或立法论的探讨是看待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问题的正确视角,可以分别按照财产、类推适用代理、借用公司或财产法人、设立新的法律主体等方式回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法律问题和挑战.即便不设立新的法律人格,在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合同缔约程序、代理关系认定等方面也需要作出必要的补充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