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道路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在《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道路》一文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泛滥,金融危机的蔓延告诉我们,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搞新自由主义是死路一条。正是不迷信于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走自己的路,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才能够做到回应及时、举措有力、方案周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正在彰显。     

论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的证据交换与接收制度

证据交换与接收制度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是一个重要内容，而现有的民事诉讼法里并未过多规定和涉及。在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里，对逾期举证后果以及法院的证据接收制度进行了简短规定。完善证据交换与接收制度，分析其构思的合理性以及操作层面的不足之处，能够有效补充现有的制度空白，提出完善策略，推进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建构。     

宪法切实施行的基础性条件

八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年，学界对这部1949年以来“最好的宪法”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但从当前的文献看，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对其内容及实施的缺陷与完善上。毫无疑问，对完美宪法文本及其实施孜孜以求，对有宪法而无宪政忧心忡忡，这些都是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中的真问题。然而事实上，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殖民地解放运动，早已开始了亨廷顿所言的三波民主化浪潮。所谓宪政转型，也在大致与此相同的历史区间里，与民主和法治转型大体同步或相伴相生。只有经过了成功的宪政转型，宪法才能真正得到切实的施行，才能不再仅仅是摆设，而真正“管用”。     

坚持差别化培养 拓宽大学生村官舞台

如何引导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一线干事创业、建功立业,使他们逐步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江苏作为全国最早探索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省份之一,近年来坚持选聘与管理并重、培养与使用并举,探索建立了能够较好发挥大学生村官特长的差别化培养模式,其主要内容为"三分",即纵向上的分层培养、横向上的分类培养和时序上的分段培养,     

执著经济学研究的人生漫谈

在党校这块理论阵地上和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作者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己任推进理论学术研究;力求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中重大问题的深层思考;面对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难点和疑点努力提出攻坚克难的思路和见解,为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建设多献良策.根据党校特点,从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术胸怀和学术包容性、做学问与做人等方面阐发感悟.     

延安中共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与批判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在这样一个重要年份,却传出日本一些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消息。例如,在2月20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与到访的南京市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在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竟说:"的确存在一般性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河村隆之的话,严重歪曲和抹杀了日本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真实的历史,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影响了中日间的健康、稳定合作,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南京市政府深感震惊,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关于《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

我真没有想到，李继华、冯铁金、周芳弄出一本《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这是一件大好事。     

先锋的痕迹——简论“先锋派”小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文学,它的出现,一方面来自＂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另一方面来自对西方现代思潮的追逐。它们在形式上大胆创新,转变叙事策略,建立形式模式,而这些改变也导致了先锋文学最后的溃败。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五年来的回顾与总结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五年来实施总体情况表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显著,基本实现了构建现代国际城市基本构架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如,首都城市空间战略性调整有序展开,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城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显著提升,宜居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北京的城市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体系更加完善,以旧城保护为核心的文化名城建设取得新进展,另外带动了周围区域的合作和协调发展。各项指标实施情况(见表1)反映了总体规划实施五年以来的实施率,实施的机制不断完善,成效明显。     

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前世与今生

研究中国地方法制史有其特有的意义,即有利于丰富中国法制史的内涵、发展地方法文化以及为今天的地方法治建设提供借鉴等。前世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以行政区划、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来划定的一些成果,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中国地方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史等。取得这些成果的原因有多个,主要是研究队伍开始壮大、研究资料开始增多、研究环境开始宽松等。今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研究人员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合力;研究地域分布不均,研究成果疏密不匀;研究资料没有充分发掘,还有资料未被充分利用;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等。为了推进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重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整合、研究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方法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