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少年班反思

<正>临近年末,写完中国科大少年班的稿件,我一阵轻松。但是,一封邮件却使我的心情由轻松而变得沉重。邮件是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有很深研究的专家吴奋奋发来的。他对少年班的培养模式表示异议。其实,他的这种态度早在一年前我就了解,并且,正是他建议我去采访少年班的。少年班成败争议不断吴奋奋是我教育报道问题上的顾问,他出的题目,往往是我教育报道中较精彩的部分。2005年夏的一天,我接到吴奋奋的电话,他说有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很值得写,是关于中国科大少年班的。     

恭城新农村建设的路向分析

恭城新农村建设利用本土兴业,种养致富,使经济具有生态性、节能性、友好性、永续性,是对传统农业的创新。它构建了一种城乡融合和农工互补的农村城市化类型,其路径选择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高职"订单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己经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新的职业岗位不断涌现,传统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就业人员中从事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的比例将逐步加大,另一方面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层次越来越高。培养一大批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技术,面向基层、面向生产、服务、管理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高职人才,己成为高职教育的当务之急。该文就高职“订单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意见。     

从"部门间政治模式"看美对我台军售决策特点

罗伯特.帕斯托(Robert A.Pastor)提出的"部门间政治模式"(Inter-branch Politics Model),用国会─行政部门的互动过程作为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工具。通过用这一模式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对我台军售决策具有如下特点:行政部门在对我台军售决策中居于主导地位;国会积极介入对我台军售决策,对行政部门不断施压以推动对我台军售升级,是对我台军售的积极推手;国会的政策常具有挑衅性,行政部门相对而言会更多地从战略角度出发,扮演的是较为理性和务实的角色;美国政府并不是单一的行为者,最终的对我台军售决策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衡术。     

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模式研究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从一国到海内外接受者的整体过程,具体分为国家建构概念、概念转化为讯息或行为、关键参与者解读信息、开展国际传播、接受者对信息作出反馈五个阶段。以传播主体和关键参与者的不同可分为自塑、他塑与合塑三种模式。中外人文交流活动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既取得了诸多成就,也存在难以与西方媒体抢占国际舆论场等问题。今后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时,应建构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丰富多样化内容讯息,加大开展中外人文交流;建立舆论传播矩阵,增强民间传播效果;提升国际公关能力,及时分析并回应国际社会不实讯息。     

作为特殊代理行为的代表行为：效果归属与规范适用

“代表说”与“代理说”之争与法人本质论并无必然关联。两种学说虽然解释路径各不相同,但其在制定法解释上的区分仅存于越权代表行为之一隅。法定代表人的概括代理权限及其权利外观构成了推定相对人善意信赖前者就越权事务仍有代理权的制度基础,其在立法上直接反映为法人原则上应承受越权代表行为效果,即越权代表规则独立于无权代理规则而存在。代理权限及其外观是区分包括代表行为在内的各类代理行为效果拟制模式的根本原因,代表行为本质上是代理人为法定代表人做出的一类代理行为。当代理权限及其外观系影响代理行为效果归属评价的重要事实时,包括代表行为在内的各类代理行为应适用各自的效果归属规范;反之,相关规则便是代理的共同规则,其适用原则上无须作代表与代理的区分。     

日本自公联合内阁长期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在内阁构成、政党体系、选举制度、修宪条件、央行独立性等十个领域,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体政治特征,西方学界划分出“多数民主模式”与“共识民主模式”两种政治体制的国家阵营。量化显示,日本各项政治特征的计算指标并不符合多数民主或共识民主的典型性,而是位于临界水平。换言之,日本既非多数民主也非共识民主,不能直接照搬某一模式中各政治特征对内阁类型的影响来分析日本当前的情况。不过,即使与理想状态存在出入,但民主模式分类标准中各项特征对一国政治现实的影响,却是广泛存在的,诸特征的相关性,无论对多数还是共识民主国家,也都是普适的,那么,这些政治特征及其彼此的相关关系,将如何影响内阁类型呢?通过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首先讨论西方民主模式的相关理论,明确各项政治特征的量化标准,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日本政治特征与内阁类型的相关关系,以及作为自变量对内阁类型变动的解释力水平,最后,补充其它潜在的,经济社会领域的内阁类型影响因素。     

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与前景展望

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性骚扰立法动议,经由地方立法试验、人大代表提案、群团组织推动、司法经验积累和国际社会关注,促使立法机关在2005年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增加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然而,在对性骚扰概念作出立法界定,以及对特定场所性骚扰的强化规制等方面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2020年,《民法典》明确了性骚扰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确立了特定场所防治性骚扰的义务,形成了开放式条文结构,引导了后续《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总结中国性骚扰立法的经验模式,其呈现鲜明的民意回应型、多级分工式、经验导向性和话语嵌入式特征。由此展望中国性骚扰立法前景,有望转向引导型立法模式,弥合现有法律体系的内部罅隙,继续积累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并嵌入国家和社会的主流话语。     

回族文化模式转型论——基于对大城市回族社区文化模式变迁的思考

回族自先民以来主要经历了“伊斯兰宗教文化模式”、“回族伊斯兰文化模式”两个主要时期。当前回族文化模式正在向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兼收并蓄中外文化的“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方向转型。回族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部分地区的文化“断裂”和整体上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吸纳不足。本文认为,回族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自觉更新以适应新的时代,要了解世界文化并成为其构建的组成部分,才能够真正实现文化模式的转型。     

疫情防控压力下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研究——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韧性。治理的韧性是制度设计力、能动者执行力以及治理对象调适力之间相互增强的结果。基于“压力型体制”分析框架,通过选取武汉、沈阳和石家庄三座大型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案例,利用各类资料还原三座城市疫情暴发和防控的展开过程,可以探讨在同样的压力下不同地方的治理调整过程,进而得出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疫情有效防控中的治理韧性通过三种机制生成,这三种机制可以概括为“零减压阀”“政府间目标重合”和“制度-能动者”之间的相互赋能。充分发挥后两种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能动者的作用,对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效果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