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他们宰割中国。清王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     

“飞刀女王”孙玉伶

清朝宣统年间,在上海市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游乐场所,这就是上海"大世界"。就在这个闻名中外的游乐场所,曾经有一位闻名遐迩的杂技女伶,她就是号称"飞刀女王"的孙玉伶。孙玉伶出生于河北吴桥县孙龙村一个杂技世家,从小跟父亲学得一身杂技绝技,但她没有跟父亲从艺,父亲闯江湖外出卖艺,她却守着母亲靠耕纺度日。一年夏季,家乡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赤日炎炎,褐土焦焦,庄稼籽粒     

“我要回来,母亲!”——钓鱼岛现状、历史纵横谈

1925年3月,诗人闻一多在美国纽约留学期间创作组诗《七子之歌》,将被西方列强掠夺的七处"失地"喻为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澳门、香港、台湾(含琉球、钓鱼列岛)、威海卫、广州湾(广东湛江)、九龙、大连,拟人化哭诉"七子"受尽欺凌、渴望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七子之歌·台湾》中有如下沉痛之句:"琉球是我的群弟……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盛宣怀酸辛苦涩的世博之旅

盛宣怀（1844-1916）生活的年代，恰逢早期世博会在欧美各国举办。作为洋务运动干将、中国早期工业之父，盛宣怀紧紧把握时机，挤进了自1878年至1915年的历届世博会。但是积弱已久的大清国，在繁荣昌盛的西方列强面前，显得那么捉襟见肘、相形见绌。盛宣怀的无奈，他心中的酸辛、苦涩，是不言而喻的。     

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观

东亚是“非西方文化区”。在欧美，普遍认为工业化、现代化就必须是“西化”．因为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无缘。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重了西方的这一倾向．甚至置疑“东亚模式”能否成立，至少是这个模式已终结了。果真是如此吗?东亚半个世纪发展的事实说明：东亚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究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学习西方之外，无可否认地表现了东方文化的特色。“东亚模式”同西欧模式具有不尽相同的特质，     

欧美IMF总裁之争

2月下旬以来,围绕IMF新总裁人选德美、欧美之间出现一场较量,最后以欧盟改变人选,美国作出让步而告终。这一事件是世纪之交欧美利益冲突、矛盾激化的又一次突出表现。欧美关系虽未超出合作、冲突与协调并存的基本框架,但受到一定损害。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德实施大国战略的决心,体现了欧盟内部协调能力的加强,并将加快欧盟建设独立一极的步伐。     

借鉴“为将之道”提升领导力

据统计：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是40—42岁，10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是30岁。在中国，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为7—8岁，而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岁，与欧美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平均寿命7年相比，差距很大。有专家指出，企业寿命也是评估领导力的标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领导力是否匹配企业的发展阶段，能否得到有效提升，将影响着企业能否健康、持续的发展。那么，如何提升领导者的能力呢，）战国时期伟大的军事家孙子在“为将之道”中，要求为将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或许能给现代企业领导者一些启发。     

北京的钟鼓楼与钟鼓文化

<正>钟、鼓二楼原是北京城中轴线北端的两大单体建筑,也是中轴线结尾的标志性建筑,或者说是这条气势磅礴、跌宕起伏的中轴乐章结尾的标志性音符。从它们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修建至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了。其间虽也曾或毁于火灾,或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破坏,但它们却一直矗立在北京城中,向人们诉说着它们那些美丽、     

推进绿色建筑认证

正问题与分析北京绿色建筑发展相比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晚,在绿色建筑立法、标准、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亟待改善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绿色建筑认证缺乏强制执行政策、国内绿色建筑评估体系不被世界范围认可、缺乏专业的设计     

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的侵略是“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

记者：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是＂西藏问题＂？王小彬：西藏的历史、政治、法律地位,也就是说,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以从自古、元代和新中国三个层次来分析和说明,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自元朝以来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行使行政管辖,现在西藏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自治区。西藏的历史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早已为历史所确定、为人民所选择、为世界所公认。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历史、政治、法律地位上的所谓“西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