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入世及大国博弈

目前，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有150个，但起主导作用的是美欧国家和地区。在俄罗斯争取入世的过程中，大国博弈的特点十分明显。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探究俄罗斯13年争取入世过程背后的利益博弈。     

《企业公民报告》：承载行业领袖的职责

作为强者,他们引领着整个行业摸索前行;作为行业领袖,他们承担着先行者的代价:与并不完全匹配和成熟的经济环境与政策环境博弈标准之变7月29日,国内最大的乳品企业——伊利集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了中国乳业、也是中国食品行业的第一份《企业公民报告》。该报告收集了伊利集团履行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方面的实践内容,展示了伊利作为一个企业公民对"责任"二字的深刻理解。     

再评北京精雕诉上海奈凯计算机软件侵权案——兼论软件技术保护措施与反向工程的合理纬度

通过探讨应用在软件上的技术保护措施和反向工程的对象、目的、合理使用等问题,厘定技术保护措施和反向工程的适用边界.通过一个典型案例,分析了法律制度的缺位给司法实践所造成的困惑.对软件技术保护措施和反向工程法律规则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建议.     

产业政策效果的博奕分析

产业政策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为了促进、引导、保护或限制某些产业发展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总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政策的作用具有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产业政策涉及到的经济利益主体的行为出发,通过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产业结构调整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产业政策有效性受到的影响。     

辩证法视域中的利益差别与均衡博弈

运用辩证思维科学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群体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博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思想前提。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利益差别，在质上应该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合理合法的，在量上应该是适度的。通过多元群体的均衡博弈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是符合唯物辨证法的理性选择。     

中国经理人市场制度建构的理论探析

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变历程证实了有效的经理市场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意义,然而,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而言,现阶段的中国经理人市场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和合格的市场参与主体,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经理市场建设路径的特殊性。本文通过对经理市场参与主体参与过程的分析,探讨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参与主体的博弈均衡,阐释了企业内部经理市场和外部经理市场的协同性,提出了我国建设经理市场坚持内部经理市场与外部经理市场协同发展的观点。     

律师费用承担与诉权博弈导向

1960年，科斯发表了被张五常称为“石破天惊”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这不仅对经济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掀起一场席卷欧美、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法律经济学运动。该文分析了一位放牧牲畜的牧主与相邻的一位种植作物的农民之间的冲突，以此为例说明了一个后来被称为“科斯定理”的道理，即当交易费用为零时，责任规则的改变不会影响资源配置。例如，只要满足了该定理的大胆假定条件，即零交易费用，这一定理预测，让牧主对自己侵扰他人之牲畜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不会使牧主减少自己的牲畜数量，他或是建立更多的栅栏防止牲畜越界，或是更注意看管他的牲畜。总之，牧主会有法律上的激励，采取一切成本合理的措施来控制自己的牲畜。但是，如果法律不要求牧丰承担这种侵扰的责任，科斯推理认为，潜在的侵扰受害者就会付钱给牧主，让他来采取同样的措施来防止这种侵扰。     

机构投资者稳定市场作用的博弈分析

对于机构投资者能否稳定市场,国际经济学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均没有形成确切的结论。中国股市二级市场走势显示,机构投资者并未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本文通过丹尼尔·斯普尔伯[1]提出的模型分析了机构投资者的对倒和概念炒作等操作行为的机理,用现代企业理论解释股票市场缺乏机构长期投资的绩优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的博弈显示出制度缺陷及监管不力等,最后提出了需要用系统性思维看待和解决股票市场问题等建议。     

单摆模型:一种解读乡政村治的新范式

乡政村治,一个耳熟能详的范畴,如何实现该范畴的“最惊人的变故”(恩格斯语)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厘析乡政村治并取得丰硕成果,在运用范式分析方面更是成果喜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对一种新范式进行剖析,构建国家、基层政权、基层社会三者博弈过程的模型,通过分析试图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     

"公共利益"问题话要

随着我国宪法对公共利益的明确提出,法律化、规范化公共利益成为迫在眉睫的工作.公共利益就其源头来讲应源于一种区别于个人利益的群体利益的产生,这种利益是群体意识的一种体现.随着私有制建立、国家产生,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利益.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来自于民众的公共意见成为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决定因素.公共利益的特点和现今社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公益问题在法律研究中占有很特殊的地位,现在仍局限在理论层面的讨论,只有"公益"理论日渐完善,才能与实践良好地结合,最终成为维护法律秩序良性运行的有力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