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佳方式

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佳方式。一方面 ,它是由权利本身的缺陷所决定 ;侵权是必然发生的 ,因此救济权利成为必要。权利救济的最佳方式是司法救济。另一方面 ,它是由司法的特性所决定 ;司法具有中立性 ,司法过程是建立在正当程序基础之上的 ,以及司法判决是由合格的法庭和法官作出的。     

论“华人网络第一案”黄静案的正当性——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为角度的说明

法官自由裁量权几乎在每个案件中存在。为了获得当事人的认同,减少案件质疑,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尤其重要。分析"华人网络第一案"黄静案可以看出,正当程序和判决的合理化说明是其两个基本条件,而且这两个条件处于一种辩证关系。     

基于监察机关法定职权的监察建议:功能、定位及其法治化

基于监察机关法定职权的监察建议,应当区别于广泛意义上的监察建议来专门研究。监察建议以法治化反腐为逻辑起点,对监察决定无法触及的内容予以补充(督促型监察建议)、对内部处置明显失当的内容予以纠正(纠错型监察建议)、对个案暴露的廉政制度缺陷予以优化(整改型监察建议),从而成为监察全面覆盖与自主惩戒权之联结枢纽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之实现路径。监察建议的合理定位是立足监察职能、结合执法办案、遵循依法监察,避免沦为一般监督,由此在性质定位上全面区别于行政监察建议。立法不宜对监察建议作开放式列举。监察建议的法律规制体系应从主体限定、前提条件、程序控制、异议程序和救济机制等五个层面共同构建。监察建议之设计实践还需维系既有宪制格局并尊重内部自治秩序,在惩治腐败行为、构建监察权威与尊重自治规律之间寻求价值平衡。     

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制度的问题与应对——以《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3条第3款为对象

《重大行政程序暂行条例》中规定的目录制度发端于地方,目的在于提供固定化、差别化、动态化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其虽在重大行政决策概念缺陷的弥补上大有助益,但依然存有性质不清、权限分散、标准模糊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其予以规范化布置。对此,首先应当将目录界定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并以此为基础,从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入手,为制定目录出具总则化规范,提供包括公众参与、说明理由在内的程序性规范、以及明确目录制定主体的实体性规范。其次,应当以《行政诉讼法》第53条为依据,允许行政相对人以目录为对象提起附带性审查,从而督促目录制定者扩大目录容量,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黑名单”制度的属性、功能及其边界控制

黑名单制度因其具有极强的制裁与惩戒性宜将其归为行政处罚。虽然黑名单制度有惩罚失信主体、预防失信行为、激发守信市场的功能,但是黑名单制度存在无上位法依据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失信者一处失信要接受处处受限的不利后果违反比例原则,重实体轻程序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问题。黑名单制度的边界控制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满足形式合法性,二是要满足实质合法性,三是要满足程序合法性。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正当程序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通过正当程序来控制。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存在着前置程序不足;后续处置程序缺乏程序正当性的问题。应当借鉴域外,主要是英美与德日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文章认为应从庭审程序、救济程序及监督等方面构建、完善我国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正当程序。     

交警非现场执法模式的优化路径

交警非现场执法模式具有执法主体多元化、执法时间延长化、执法地点虚拟化等主要特征,有助于大幅提高公安机关交管领域的执法效率,但是其在具体实践中存在责任主体推定不够合理、行政相对人违法证据认定略显粗糙等问题。为此,应通过杜绝对责任主体的模糊性推定、统一技术主体准入标准、完善行政相对人陈述及申辩程序、降低行政相对人违法证据认定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等路径予以优化。     

监察工作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问题初探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监察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监察法》的立法也牵涉许多问题,如何确保监察法工作与刑事司法工作的高效合理衔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行政裁量中的技术控制——基于政务服务应用场景的实践观察

受益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行政裁量数字化在政务服务的不同场景中得到应用,发挥着辅助决策的功能.行政裁量数字化具有提升裁量结果一致性的技术优势,然而也潜藏着风险,裁量的个案正义可能受到侵蚀.裁量的格式化与特定个案之间始终处于一定的张力之中,数字化裁量所代表的技术理性容易诱发执法者的路径依赖,数字化行政可能引发裁量控制程序逃逸.行政裁量的载体变化,预示着裁量治理的理念转换:通过法律保留框定行政裁量数字化的适用范围,以技术正当程序构建数字化裁量的外部沟通方式,以系统控制程序促进数字化裁量的内部人机融合,进而构建数字化裁量过程的人机协同机制.     

公共利益正当实现的模式选择及其设想——以行政征收征用为例

公共利益在诸国宪法例中都有表述,我国也类似,但在我国现实的行政征收征用中却时有异化。当前应放弃对其含义和标准制定上过多的争论,选择正当程序模式,以综合控权机制达成公共利益的正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