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哲学的积极因素与意义——对《人类理解论》的思考分析

洛克哲学的地位和影响虽然是无可置疑的,但内容与形式的朴实和普通掩盖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时至今日,关于洛克哲学真正的积极因素,他的学说的基本特征和面貌、内在矛盾及其性质,以及其历史地位和意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仍然是需要继续探讨的课题。     

对刑罚报应论的再思考

刑罚的报应论在与预防目的论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即便在刑罚一体论的框架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认为报应等同报复,该理论内部无法统一,其假设前提存在缺陷。这是对报应论的误解。报应论作为刑罚本质理论,在刑罚体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仲裁第三人的法理基础与规则制定

仲裁第三人是仲裁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对其进行学理分析并制定相应规则颇为值得研究。仲裁第三人与诉讼第三人以及“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在界定仲裁第三人概念时,除考虑第三人与仲裁案件在实体法上的牵连关系外,亦应结合仲裁的特点,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纳入考量范围,以弥补“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之不足。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例外规则、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意思自治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仲裁的制度特点均为第三人参加仲裁提供了法理基础。在现行的仲裁法框架下,通过直接立法模式完全可以纳入仲裁第三人。     

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     

犯罪论体系的误解与澄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建构模式及对我国镜鉴

中国刑法学界一般在刑法总论探讨犯罪论体系建构问题,即定罪模式合目的性的考察与路径抉择。俄罗斯学界则通常在刑法分论探讨定罪问题,即所实施的具体社会危害行为与现行刑事立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合致性(符合性)的认定。我国刑法学界对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定罪机制)缺乏应有的认知,通常将德国“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与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相提并论,并因此而将移植于苏联的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置于同一层面进行比较。然而,基于错误认知进行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必然谬之千里。应在厘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内含之定罪原理的基础上,摒弃无谓争论,合理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犯罪论体系。     

企业合规责任论之提倡——兼论刑事一体化的合规出罪机制

目前企业合规出罪难题被拆解为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合规从宽与合规出罪、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等相互对立的维度,无法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合规出罪解释性理论。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企业合规出罪理论主张重构单位刑事责任原则,将合规出罪引入单位刑事责任认定和刑事诉讼全流程,对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的出罪功能具有融贯的解释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体责任论,企业合规责任论使有效合规计划成为单位刑事归责阻断事由,发挥阻断单位成员违法行为向单位归责的出罪效果,而未满足出罪条件的合规计划也能影响单位刑事责任大小。企业合规出罪还需要发挥合规补救和合规评估等程序性要素在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中的作用,并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优化合规出罪的合理性。刑事一体化的企业合规出罪机制之构建既要在刑法中确立体系性的企业合规责任制度,也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全流程合规评估与程序分流机制。     

列宁灌输论的三重逻辑

从历史逻辑来看,列宁的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诞生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灵活运用,是关于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理论的相关内容的继承和发展,是在领导俄国党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对其革命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来看,列宁从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目的出发,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论述了为什么要灌输、怎样灌输的基本理论和重要依据;从现实逻辑来看,列宁的灌输论揭穿了俄国经济派、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面目,为工人运动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促进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胜利。列宁的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思想宣传和理论教育的理论基础和一般规律,在今天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道德从何而来？

如果讲不清楚道德从何而来,那么道德理论、德育理论乃至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可能是不可靠的。道德从何而来？古今中外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不过,我们需要的是科学解释即以事实为基础的理性推断。自达尔文创立生物演化说以来,在不断确凿、丰富的事实材料面前,人们越来越接受了这样的观念：离开了进化论,就认识不清道德从何而来。得益于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的进步,今天,科学家们能够比较信服地说明人类道德良心的起源。然而,新的问题随之产生,那就是道德究竟是出于人类（生物）本性,还是对人类本性的克服与改造？对此,本性论道德观与文化论道德观尖锐对立,达尔文、德瓦尔等与赫胥黎、道金斯等分道扬镳。基于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以及脑神经科学等的研究成果,本性论道德观能够有根有据地证明道德出自人类本性,并合乎人类本性。这既证实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联系,更有力地突显和捍卫了人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