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考察

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与病疫进行坚决斗争的重要运动之一。日军入侵华北,人为制造病疫,是晋察冀边区瘟疫流行的主要原因。面对流行势头猛烈、危害极大的疫情,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大致经历了部队率先防疫、边区群众参与卫生防疫、军政民联席会议领导部署工作、组织起来创造性地开展防疫工作等环节,起到了治病救人、改善环境、支持抗战和保障抗战胜利的重大成绩。考察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呈现中共领导边区人民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历史,有助于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开展卫生治理工作的经验,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与疾病斗争的智慧与勇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忆武汉外围保卫战——瑞昌战役

<正>1938年秋天,我在92军21师(师长侯镜如)63团当政训员,参加了第1期抗战保卫大武汉的江西瑞昌战役。战斗惨烈,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日寇占领九江,倚仗空军优势,溯江西上,企图攻占武汉。我军从南昌开来,沿瑞昌江防,构筑工事,阻击敌人。部队士气旺盛,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走上战场。瑞昌地处长江南岸,是一片丘陵地带。我团部指挥所,就设在瑞昌县城东南10余里的一座小山头上。砍竹搭棚,分散驻扎通讯、担架、警戒、后勤等小部队。团长汪安澜(黄埔7期)在前沿     

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作为党的杰出理论工作者,基于向党内外阐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体系建设、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研究统一于政治实践的需要,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结合抗战实践,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特殊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立足本土文化与历史,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其理论研究对于探索唯物史观当代中国之形态仍具有启示意义,启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学理性与整体性、政治性与人民性、民族性与批判性。     

肖旭明出席菁英企业家投资考察湖北行等活动

<正>本刊讯4月18日至19日,省政协经济委员会、省工商联等单位共同发起"相约荆楚地、共筑新常态——菁英企业家投资考察湖北行"活动,邀请来自中乐汇—中国名人俱乐部和清华大学2009届卓越谋略总裁班毕业的60多位企业家考察武汉东湖高新区,并与省直有关部门座谈交流,了解湖北投资发展环境。省政协副主席肖旭明出席有关活动并讲话。     

特别策划——抗战中的黄埔师生之 武汉会战

<正>武汉会战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大会战。1938年6月至10月,日军纠集100余万兵力,从海、陆、空各方位立体进攻武汉。负责指挥江南地区作战的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黄埔1期教官),负责指挥江北地区作战的是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5战区和第9战区共动用了130个师和海、空军各一部,共约100万人沿长江两岸及大别山麓布兵防御,开始了抗战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日军损失最为惨重的武汉会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     

医疗贿赂：从白热化走向专业化

在武汉，一家公司注册的是医疗投资管理，但实际上既不搞医疗投资，也不搞投资管理，专门从事商业贿赂。医疗产品厂家通过医药代表．向医院或医生进行商业行贿屡见不鲜；可是。专门成立一家公司，并通过旅游这种方式，进行商业贿赂，在当地还是首次。因为这种变相的贿赂形式格外隐秘．若不是公司“内讧”，工商部门很难得到线索。（《武汉晚报》6月6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与生态文明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具有复杂的共生和约束关系,共生关系主要体现为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发挥的屏障、给养、阵地三大作用是局部执政系统生存的必要条件,约束关系则包括环境系统的自然约束和社会约束两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执政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人工生态系统的改造及利用致力于突破环境系统的约束,为局部执政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守鱼的人

武汉火炉,一个高温日,我到武汉采访了中国著名的鱼类专家危起伟。此前我一直关注水生物种的保护,也电话采访过他。这一次,在白鲟最终被认定灭绝后,我想当面和他聊聊他与白鲟的故事。     

武汉会展经济发展现状及应对策略

武汉是华中地区特大的经济中心,曾和北京、上海、广州并为全国四大展览中心,现在这三个城市的会展业已远远超过了武汉。会展业是拉动性很强的产业,投资具有极大乘数效应,武汉市人民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会展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武汉数字化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武汉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资源优势尚未完全转变为发展动力,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自身的条件优势。本文从数字经济整体规模、顶层设计、技术创新、产业生态、数据治理等五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武汉数字经济相对于其它先进城市的不足,并探讨了武汉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和突破口,包括：加强核心技术高管、加速全产业链数字化赋能、大力推进“新基建”、优化关键要素供给支撑、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