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德国大学生价值取向的比较

本文对德国和中国大学生价值取向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对影响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性别因素是影响价值取向的主要因素 ,家庭来源、所学专业和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取向类型等因素对两国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年龄因素对两国大学生的价值取向都没有影响     

中国内地与香港预防职务犯罪比较研究

文章从两地的地缘关系、共同的文化基础、不断加强的交流与合作以及两地职务犯罪的现状,说明了对两地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进行比较的基本原因,然后论述了中国内地预防职务犯罪的战略选择。     

“综治进民企”的经济学解读

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入民营企业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为兄弟省、市、区所借鉴。“综治进民企”是新形势下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从理论上深刻认识综治进民企的经济学、社会学意义,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共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推进这项工作,完善“综治进民企”的长效机制。和谐企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综治进民企”的目的是使民营企业成为和谐企业,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第三者”界定的法社会学思考

"第三者"问题作为一种伦理的、社会的和法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因其概念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多样性造成司法实践的的诸多不便,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因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第三者"的概念进行界定,确定其内涵,对构建和谐家庭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技术傻化的社会学阐述

傻化是操作技术的简易化，是用少的或浅显的知识去使用产品。“界面”(操作技术)是可以相对独立于“系统”(运行技术)的。技术傻化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原因是：(1)现代社会的知识成指数函数增长，科技产品极大丰富；(2)专业化分工日益加深，制作(生产)日益与使用(消费)相分离；(3)开发商为实现其产品大众化目标，不断使其产品的操作简易化。技术傻化在发展中国家中有其重要功能。它有助于高新技术的推广普及，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助于消除现代社会中的“数字鸿沟”这一新型不平等形式；有助于丰富普通人的生活。     

中俄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比较分析

对比分析中国、俄罗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后的经济状况及选择的改革道路,并进一步阐述产生差异的原因。     

地方政府管理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对温州和义乌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增长点之一。地方政府要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就必须探寻适合本地实际的政府管理模式。本文通过对浙江温州和义乌两地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比较,对地方政府管理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了剖析。     

声音

自主创新当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是否注定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近日在媒体上自我设问,     

论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产物，宪法司法化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命题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和违宪审查权。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具有最高的效力。要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就必须发挥宪法的效力，将宪法引入诉讼，并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据此，可尝试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可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这样既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另外，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找不到其他法律作根据时，可选择地直接适用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