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政党政治探究

清末民初政党政治是西方现代政治价值理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造成这一时期政党政治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党德”为核心的政党建设模式和以个人权威为纽带的政党整合机制;同时由于传统政治文化以及近代中国国情的影响,这一时期思想家对政党政治的理解存在偏差。     

毕竟故园风色好——江孔殷的太史家宴

<正>清末民初羊城首席美食家江孔殷一生功业,在坊间流传不衰的是太史第的家宴。然而,江孔殷生前定稿的《兰斋诗词存》五卷,以咏史为主,极少写食。太史家宴的盛况,小部分由其子“南海十三郎”江誉镠记录,大部分则由江孔殷的孙女——江献珠发扬光大。抗战中,江孔殷寓居香港,作有《九龙侯王庙宝汉酒家题词书后》组诗：“故国残山夕照中,崖门逝水不流东。我来大有苍茫感,宝宋心情一例同。”“四字亲题付酒家,斋临宝晋笔生花。六禾近墅时同过,不是茶寮也品茶。”     

“猜嫌疑忌”:民初的政治心理与政局走向

民国肇造,政派之间的猜嫌现象普遍存在,而南北问题又与猜嫌问题相交织,成为其初始时期政治的最大症结。猜嫌问题催生出政界一系列重大人事变动,而这些变动反过来又不断加剧猜嫌现象。作为民国初年政治关键节点的"宋案"亦是在猜嫌中发生,同时又引爆了猜嫌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最终促成南北分裂预言的自我实现。民初的政治猜嫌有其发生机制:其一是南北妥协所造成权力结构的不确定和权力关系的不稳定,国会和总统的选举预示着权力的更迭;其二是政治游民即各派政客的纵横捭阖和奔走离间,其三是各派之间的情报侦察与报刊不实报道相互作用加剧了谣言的破坏力。     

清末民初的典习惯与司法裁判——以奉天省为中心的考察

习惯在司法近代化以前不具有作为裁判依据的法源性特征,在司法近代化过程中,习惯被作为本土资源被"发现"和利用,这与固有民法中制定法的缺乏和不足以及近代西方法政思潮中习惯和习惯法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等因素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民初大理院对某些习惯的限制和导正政策,导致习惯在司法领域不仅被"发现"和利用,而且被进一步"现代化",这对地方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民初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

民初随着西方法文化和男女平等思想的传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理论考察中国妇女问题。虽然法律上没有赋予民初妇女平等的政治地位,但辛亥革命的爆发、五四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使觉醒的妇女开始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斗争。     

辛亥百年与改革愿景——老报人周瑞金一席谈

已经到来的农历兔年,是周瑞金先生的第六个本命年,年过七旬的周先生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更难得的是周先生尽管官至副部级（《人民日报》原副总编）,然而在他身上丝毫没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官气。     

国民党60军起义

争取国民党第60军起义，是党中央在内战爆发前做出的决策。60军是国民党云南地方部队，又称“滇军”。“滇军”在清末民初拥护共和，发起反袁起义；抗日战争中参加台儿庄战役，令日军闻风丧胆；抗战胜利后，被迫到东北参加内战，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矛盾较深。1946年4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争取或迫使滇军起义，派刘浩负责此项工作。     

近代报人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近代报人群体是伴随近代新闻报刊而生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研究,倾向精英分子,偏重阶级属性。近代报人群体的研究视角,有助廓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貌。在近代报人群体发展的四个阶段,维新报人、革命派报人、新文化报人和早期共产党报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各有侧重,呈现多样化特征。     

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的勃兴与民间规范的式微

从清末开始的变法改制,结束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法与民间规范浑然一体的时代。在清末民初西方化语境中日渐勃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由于法律对民众生活全方位的规制、"调查"方式本身的局限及立法者对习惯吸纳过程中的改造等原因,造成了民间规范的式微,最终形成了"国(国家法)进民(民间规范)退"的大格局。在法典化成为主流的今天,立法者必须注意调适国家法与民间习惯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力或持久性,在于能有选择地吸收拥有广泛民情基础且合乎时代需要的风习。     

真草篆隶：民国四大书家的墨迹

在清末民初,一批仁人志士跟随孙中山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在这批仁人志士中有四位知识渊博,德高望重,并以精湛的书法享誉书坛,这四位书法家就是吴稚晖、胡汉民、于右任、谭延闿.其中吴稚晖精于篆书,胡汉民工于隶书,于右任长于草书,谭延闿善于楷书,他们四位在当时可谓各领风骚,并被誉为“民国四大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