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国宗教与妇女权利运动

被称为美国文化之灵魂的宗教对19世纪中期的美国妇女权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以妇女为主体的教会组织为大量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从而使她们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其次,一些少数派教派,如贵格派,坚持性别平等的原则,为平等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最后,旨在挑战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宗教派别——震颤派和唯灵论,鼓励和支持妇女在公众面前演讲,担任宗教领袖,为19世纪女性领导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新四书”与当代经学的重建

<正>周予同先生有一个说法:"经学的时代结束了,经学史的时代刚刚开始。"虽然说是经学史研究,但周先生及弟子朱维铮先生对于经学基本是否定的态度,这很难说是客观、公允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采用这样一种态度,还是周予同、朱维铮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自绝于时代、自绝于学术界,必将走进一条死胡同。姜广辉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课题研究前后历时十三年,《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终于于2010年出版,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项研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经学正名,为     

江东词社与嘉道词风

道光年间，孙麟趾与孙廷镲、秦耀曾、孙若霖四词人于金陵结江东词社，词坛前辈汤贻汾社后评阅社课，并辑《江东词社选》。江东词社成员以孙麟趾为领袖，受其词学思想的影响，江东词社在创作上以浙西词派清空、高超之境为主，偶有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感。在浙、常二派的交织过程中，孙麟趾等江东词社成员承绪浙派的同时，有变革浙派与汲取常派的填词倾向。     

陈梦家：生当乱世如浮萍

【燕园的神仙眷侣】 陈梦家，著名新月派诗人，同时也是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他是前南京金陵神学院提调（相当于院长）陈金镛的儿子，原籍浙江上虞，生于1911年4月16日，自幼在南京长大。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重要成员。陈梦家曾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最后拿到了律师执照，但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16岁便开蛰台写诗，     

疑古、考古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以傅斯年对古史辨派态度的转变为中心

在20世纪上半叶,傅斯年通过自己的研究和领导工作,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对于他的同学顾颉刚掀起的疑古思潮,傅斯年起初给予了很大支持和极高评价,但后来则逐渐产生怀疑,并进而提出重建古史的重要主张,发表了一些极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对他这种态度的转变,绝不能在个人恩怨的层面上理解,而是展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创立期的复杂样貌和探索精神,对其后的学术发展影响甚大。     

建立刑事源流电子学派的构想

刑事源流电子学派以犯罪与刑事法学的经纬问题为研究对象而组建 ,主要以涉源、涉流、涉界、涉边、涉新等五涉课题 (即高难新课题 )为己任。“源”主评析继承 ,“新”主吸养创新 ,以对源流的时间研究为纵轴 ,以对界边的空间研究为横轴 ,强调分门别类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法律问题 ,在一定时空范围或层面上的相互联通、整合和一体化。     

现代派文学发展历史及特征研究

现代派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在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表现技巧上的重大突破和更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发展历史可分为酝酿期、确立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     

Sacrifice to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is synonymous withlearning excellence,honor and wealth,but to me the namehas more poignant associations. Itstirs up memories of a personfrom my childhood, an ordinaryChinese teacher whose refusal tobetray his beliefs eventually costhim his life.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 myparents worked at an elementaryschool in Harbin, HeilongjiangProvince. Peng Junlong was their     

论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

"情况说明"随着司法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从"两个证据规定"开始,刑事诉讼的规范层面开始将其纳入法条,然而在接下来包括2013年《刑事诉讼法》和《高检规则》等规范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一直摇摆在承认与否定之间。在理论的维度里,关于"情况说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讨论从未终止。反对者的观点太过注重证据的法定形式,且"一刀切"的做法太过武断。赞同者将"情况说明"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有助于把握每一类"情况说明"的特点,然而"相对否定派"和"相对肯定派"在对待"程序类情况说明"和"证据类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时出现了分歧,其中"相对否定派"未能准确把握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范围。     

晚清礼法之争前后关于习惯的认识和争论

晚清礼法之争时期，礼教派和法理派在驳斥对方或为自己辩护时，“认真对待风俗习惯”成为支撑各方观点的重要言说和本土资源。然而，此前历代政法实践长期存在移风易俗的传统，习惯在王朝固有治理模式中常被视作改造或排斥的对象。习惯在晚清礼法之争中凸显其重要性，主要原因是礼教派以新法不合风俗习惯作为反对法理派的重要“武器”。在具体言说中，礼教派以纲常伦理置换了风俗习惯的内涵。法理派则参照西方重视习惯的立法与法制传统，试图以地方习惯作为立法资源和对礼教派的回应，并主持推动了大规模的习惯调查。不过，争论的双方都认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立法模式，因此，习惯在近代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