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民族志纪录片深藏的秘密?

所有的民族志纪录片都包含叙事的表征.参鉴民族志写作对叙事本质意识的逐步增强,可以理解为在民族志纪录片制作中对叙事操控的合法性.民族志纪录片制作者必然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决定素材取舍,从而让观众分享他们的民族学学识,当然同时也有可能让他们的个人偏好和理论倾向间接地影响到民族志纪录片.结构一部民族志电影,首要考量的问题是如何让观众感到带有此类结构的影片是易于理解且富有吸引力,由此涉及各种叙事模式的应用,有些叙事模式是主题本身固有的,有些则是影片制作者设计和赋予的.尽管民族志纪录片制作者并没有以自觉的姿态来思考叙事规范,但有必要承认民族志纪录片制作应遵循特定的叙事规范这一事实.     

超出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增量及民族志“做”法———以《双面人》为例

摘要：方法论上,民族志的难题之一,是自我无法从本体上变成他者,但若他者缺席,则会陷入自我唯主观论。它需尊重自我与他者差异,但不限于写差异,否则就只是猎奇。自我与他者皆不可缺,但若无互动,他者就是与自我无关的任意抽象,针对互动的自我反思更无从谈起。因此,不是他者、也非自我,唯因互动而情境性生发的、超出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增量,才使得“做”民族志成为可能。     

地方性、 地方感与艺术民族志创新

进入 ２０ 世纪, 艺术开始祛魅, 目前学界对艺术的理解已进展到艺术界的层次。 不同于艺术哲学和美学, 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要基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 在对具体的艺术田野研究中, 要重点注意对地方性和地方感的双重挖掘。 前者更多是通过对地方艺术界的结构和功能、 艺术的法则等的研究, 阐明作为艺术界一般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 为艺术民族志夯实社会和文化层。 后者则更多是通过对艺术的能动性、 艺术界中人的情感、 感受等的考察, 阐明作为艺术界特殊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 为艺术民族志建构艺术层和意义层。 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知识浑融共成艺术民族志, 两者的结合, 特别是地方感的视角, 为艺术民族志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突破提供了新的可能。     

彝民通过电视的仪式--对一个彝族村落"电视与生活"关系的民族志研究

通过把电视植入某个社区的过程视为该社区通过电视的仪式,可以将大众传播视为社区在现代宿命的、必然要"通过"的"仪式",是在面临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和现象时,社区为标识、定位、解释这些现象和变化,进而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现象和变化而做出的种种社会性行为.展示一个彝族村落中"电视与生活"关系的民族志表明电视与村落的生活一直处于相互建构的过程中,村民按照自己的方式将电视纳入当地生活,同时村民们也渐渐调整自己的生活和文化结构以适应电视.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五十一):乡土社会的法律作业

<正>在写这份主持人手记的时候,我手头正好摆放着两位青年学子寄赠的有关乡土社会法律和秩序研究的新著:刘正强的《新乡土社会的事件与文本——鲁县民间纠纷的社会学透视》,陈柏峰的《乡村司法》和《暴力与秩序——鄂南陈村的法律民族志》。这表明,尽管中国的社会结构性质正在迅速地从乡村主导型向都市主导型转变,但乡土社会无论在人口上、文化上、还是在情感记忆上,仍对中国社会及其变迁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田野民族志撰写再反思——从“米德-弗里曼之争”谈起

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是20世纪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颇具争议之作,由此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为激烈的论战——米德-弗里曼之争。这场经久不衰的论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更加全面的萨摩亚社会,同时为后人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反思提供了新契机。     

村落社区的民族志:类型比较与追踪调查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在西方以部落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了对本土村落社区的研究.对此,以利奇、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著名人类学者提出了质疑与挑战,其观点集中表现为小社区能否反映大社会及如何反映的问题.费孝通随后做出回应,提出类型比较法,即由点到面逐步实现对中国社会全貌的了解.另外村落社区研究的方法还有另一条路径,即通过纵向的追踪调查来实现,或重访(回访)或"再研究",但许多学者对于追踪调查方法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傣族村寨民俗中的习惯与习惯法：民族志两则

文章运用法律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展现了一个傣族村寨的民间习俗。第一则民族志是关于葬礼，第二则民族志是村民关于“鬼”的观念和禁忌。从民族志中可以看出，构成村寨秩序重要来源之一的习惯、习惯法深藏于民间生活的种种细节之中，所谓“活法”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民族志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作为其专业术语的“民族志”逐渐演而为集方法与文体意义于一体的学术规范,此种复义性对应于其内涵构成因素的多元性,提供了反思讨论维度的多种可能性。有鉴于当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关于民族志反思所呈现出的不同研究姿态与取向,本刊特延请倾力关注此领域动向的高丙中教授为专家主持,于本刊今年第一、三、五期就“民族志经验研究”问题组织推出了一批专栏文章。值此栏目将告一段落之际,又得王建民、高丙中二位先生纵论民族志在其核心学科内的存在样态与意义,亦为本栏目之一小结。     

他者的位置——兼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本文化与异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人类学关注的重点。“他者”的地位在人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位置。本文结合《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对人类学历史上不同时期“他者”地位的变化进行梳理，借此帮助我们理清19世纪以来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大致脉络，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人类学的实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