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关系探析

民间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社会资源开发的重要对象。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以规避民间组织发展给党带来的负面效应。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 慈善的责任

颁奖辞逐渐取消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开放登记注册门槛,释放社会空间,是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多年来创新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全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在制度改革上迈步最大的实践。这一管理体制上的创新与在第一线实践的人们的创新意识和承担精神分不开。深圳民政局长刘润华说"为了慈善,我愿意担责任"。     

制度环境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制度环境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具有重要促进和约束作用。自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曾一度得到改善,公民社会也一度得到迅速发展。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制度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一度受挫。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获得巨大改善,公民社会再次获得迅速成长。在今后的制度变革和完善中,对公民社会正确的政治定位,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律、规章和政策的修订与完善,审批、登记、注册、经费、税收方面的监管和引导等一系列制度的变革,将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关键。     

民间组织规制模式探究

宪政制度对民间组织的理性规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世界各国的民间组织规制模式大致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和社会主导型两类,二者在规制的主体、目的、范围、对象、手段、环节诸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清除人为障碍放松管制、走社会主导型规制之路,必将成为世界各国规制民间组织的共同选择。     

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分析

<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带来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公民主体地位和参与意识逐渐加强,公民社会悄然兴起,民间组织大量涌现。民间组织必将影响到作为公共权力运作集中体现的政策制定过程以期待决策者作出有利于自身的价值分配,民间组织正在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主体。本文以治理与善治理论为理论工具对民间组织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和不利影响进行分析。     

国相交 民相亲——刘奇葆：汇聚人民智慧 推动共赢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合作渠道,成为双方从政府到民间普遍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 6月3日至4日,来自我国和东南亚11国的政要及民间组织、企业界等与会代表,围绕＂和平促发展、合作求共赢＂的主题,在广西南宁和防城港．共同开启“中国一东南亚民闻高端对话会”。     

从平民保护到安全治理——加强联合国与所在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合作

冲突中的平民保护问题已经与人权、人道主义干预、保护责任等涉及《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问题密切相关,是联合国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授权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判案的重要依据之一。虽然联合国在平民保护问题上已做出相关决议,但在实践方面,其效果与预期设想还存在差距,也存在诸多困难。将"平民保护"与"安全治理"联系起来,使"平民保护"成为安全治理的一个部分,加强联合国与所在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在平民保护问题上的积极合作与相互监督,这对提高联合国平民保护效果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缅甸对华认知分析

缅甸与中国建交63年以来,对华一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认知。一方面,和其他中小国家对大国的担忧心理一样,缅甸始终对华存在一定的疑虑和提防心理,因为中国这个"大象级"①的邻居综合实力太强。缅甸这种心理时强时弱,当防华情绪强烈时,常常会以封杀华文报纸等方式表现出来。但另一方面,在过去60多年里,缅甸对华友好认知基本占主流。缅甸前总理吴努曾与中国前总理周恩来(还有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等)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缅甸民众认为中国人勤劳、节俭,称两国友谊为"胞波情意",即视中国为兄弟姐妹。缅甸语中被     

21世纪中俄民间组织的合作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中俄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从20世纪初起,在两国的交往中便出现了民间组织的身影,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中俄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俄两国民间组织的交往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锤炼,在21世纪新型国际形势的要求下展开了宽领域、多层次的稳定发展。     

中国不存在整体动荡可能——专访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

正能动社会的实验第一财经日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广东省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管理领域的实验,出台了《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培育民间组织等等,你觉得广东的举措透露了什么信息?能走多远,是否可以向全国推广?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