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政府与中共早期执政意识及实践

8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选举产生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有社会各界广泛参加的市民政府。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雏形，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执政意识和实践。     

干部景仰 百姓传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榜样更是丰碑。偌大中国,执政掌权的领导干部千千万万,但也不是每一个都真正能让一方百姓记住和尊敬。能让一方百姓永久传颂和怀念的!焦裕禄、孔繁森、周国知、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他们做到了。因为他们理解了“民”的重要意义,把握了“权”的正确定位。所以,他们“做官”和“为民”的点滴记录,能让人民群众永久传颂!《当代广西》在新年里特别推出“榜样”专栏。本期“榜样”专栏中特编录了几位领导干部,他们分别是乡级、县级、市(地)级、省级和某个领域典型,他们虽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岗位,但是他们都交出了生命和事业最精彩的答卷,无愧为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学习为官、做人的最好榜样。     

对民转刑案件的分析及对策

民转刑案件是指民事、民间纠纷因处理不当或矛盾激化而转化为刑事案件。民转刑案件具有突发性、反复性、复杂性等特征。其成因主要在于日常生活矛盾的长期积累而得不到合理解决。文章对此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     

“执行难”的理论争鸣：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之间的竞争与互补

“国家的凝聚力和国民对她的忠诚,取决于国家保证个人福祉的能力,热爱国家是由于她得到好处的结果”(英国:埃里.凯杜里语)。而国家保证个人福祉最重要的手段是实现法律的价值,保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满足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期望。执行是诉讼程序的最后阶段,是保障审判确认的权利义务得以最终实现的主要途径,如果法院的生效判决长期得不到有效执行,那么,人们可能就会对法律效力失去信心,更谈不上在整个社会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因此,研究我国执行程序方面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基于此,本刊编辑部组织了西南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教研室的田平安教授、廖中洪教授、季卫东教授、徐昕教授等部分专家、学者,对我国现行民事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从法学理论或司法实践的角度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期望从国内外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启示,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不过,这一特别策划的目的更在于,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或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提供智力方面的支持。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以舆论为中介,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媒体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受刑事立法、媒体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因素影响。     

深圳博物馆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博物馆是人类文明记忆、传承、创新的重要文化场所。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博物馆是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国家发展历程的标志,它发挥着熔炼历史、启迪未来的重大作用,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之新型民主国家观

"第三条道路"是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时代下,它在揭示当今西方政策领域的多种两难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超越.其中的新型民主国家理论吉登斯试图打破社会主义国家至上方式,用新的方式解决问题,使民主制度本身民主化.他的这些主张引起了人们对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走向的思考.     

诚信·公平·权利——“民法人”教学新理念的构建

立足于现代高等教育应当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并结合民法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需要对“民法人”这一教学理念进行探索和阐释。民法人的素质或品质可以定义为:民法人是讲诚实、守信用的人,民法人是具有平等价值观和公平观念的人,民法人是懂得尊重他人权利的人,民法人是具有社会公德意识的人,民法人是具有义务观和责任感的人,民法人是系统掌握和精通民法知识的人。     

情为民系 解信访难题——九龙坡区人大处理重信重访工作的创新探索

在全市重信重访专项治理工作中,九龙坡区人大常委会采取有力措施,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群众稳定在本地,有效地解决了上访群众的急难,使大量老上访户息诉停访,为全市的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成功做出了贡献。     

十字路口：村庄民主何去何从？

当前,税费改革在大幅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村—民”关系面临双重困境,即村委会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下降、对社会的行政控制能力下降。在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与社会环境的情况下,村庄民主何去何从,是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索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