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下的中国地方外交

伴随着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国际化的深入演绎,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积极性与自主性逐渐提升。特别是当前正在开展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地方外交提供了契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外交属性契合地方外交特质,激活了地方外交的内在动力,中央政府的政策性放权助推了地方外交,沿线国家扩大合作的愿望成为地方外交的外在拉力。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地方外交面临多重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内生性外交治理能力不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困境、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国家间关系波动。要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做好地方外交,应采取以下措施:地方政府应提高自身对外交往素养、做好中央与地方对外交往的协调、创新地方外交的工作机制及提高应对对象国国内政局变动的能力。     

西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路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优势互补、经济合作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西部地区应当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贯彻新发展理念,挖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相关产业发展,探索自身发展模式转型和发展方式新定位,提高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全面、健康、协调发展,缩小同东部、中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西部经济快速腾飞。     

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经济形势:问题与应对

哈萨克斯坦地处中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国.2019年9月,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同宣布建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大流行,给哈萨克斯坦政治经济发展带来强烈冲击,其社会秩序受到很大影响.在恢复国内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复苏国民经济过程中哈面临着政府效...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国的制度贡献与路径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在能源领域所取得的斐然成绩与中国的相关制度贡献密切相关。“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国际能源合作新的制度生命力，特别是其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为国际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制度平台。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中国需以构筑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积极构建碳中和“1+N”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建设，保障“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行稳致远。     

“东盟方式”的理论阐释、演进动态与研究展望

全面完整、发展动态地理解“东盟方式”，是推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东盟方式”是对东盟组织特征和组织运行的概括性表述，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研究阐释并已形成一定共识。但伴随着《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等一系列制度的建构与实施，非正式性和弱制度性显然已不完全符合对“东盟方式”的动态认知；经济领域实施的“东盟-X”决策方式与执行程序规则，对东盟最初实行的全体一致的议事规则进行了修正，东盟参照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提高了东盟决策在各成员国经济领域的效力层次；在缅甸危机中东盟提出了处理意见并采取了一定的制裁措施，突破或动摇了严格意义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通过对东盟各组织要素、运行机制等演进动态性观察，弱制度性、弱约束力和非强制性等已不能全面诠释“东盟方式”，学界对“东盟方式”的理解与解读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和滞后。同时，伴随着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深入，“东盟方式”的变化将越来越多，因此对“东盟方式”的理解更不能固化。必须通过东盟实践，考察其组织运行和制度变化，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东盟方式”的内在逻辑。“东盟方式”经过长期的演进已经创造出一种...     

“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根据GDELT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能否改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基于2005—2021年“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GDELT)数据，采用多重、多期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显著正相关；“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赫希曼效应和贸易、投资的中介效应均会显著提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认同；“一带一路”与制度距离、文化差异、相互间的认知差异、外交立场距离的交互效应也会显著弱化这些距离变量对中国在东南亚形象的负面影响；“一带一路”对中美权力变化、中美战略关系和对中国威胁认知的优化、调节效应也会有效缓解、改善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通

“一带一路”提出十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围绕共建“一带一路”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沟通，推动了发展战略对接、合作规范融合和发展规划协同的初步实现。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通将在不断强化多双边对话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质升级。与此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通也面临一系列由国际地区环境噪音、沟通者内部政治运行噪音及内外部定向干扰噪音造成的严峻挑战。     

国际贸易治理变局下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新冠疫情大流行下，各类贸易限制措施正当性存疑，国际贸易规则重构面临不确定性，国际贸易治理体系面临变局和挑战。公共卫生属于行政法治的重要调整领域，WTO法实质上属于国际行政法治实践，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国际贸易治理需要在全球行政法治理念引领下实现实践的契合。“一带一路”是我国探索国际贸易治理路径的重要载体，更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我国应当以健康服务为先导，推动全球合作抗疫；以全球行政法治理念为框架，全方位强化制度供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建设“健康之路”“标准之路”“法治之路”。     

风雨十年路 扬帆再启航 关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回顾与思考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10年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势如潮涌，有关“一带一路”的理论研讨、政策评估、具体实践以及未来规划，发展中国家踊跃参与，国际社会热议不绝，中国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与日俱增。“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供给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共产品，开辟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成为引导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良性发展、推动世界各国加速互联互通、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动力泉源。在人类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转换与分化动荡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区域合作模式，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促进人类文明互鉴，成就有目共睹，经验举世公认。“一带一路”既是联动发展的中国策，也是时代进步的新潮流；既是国际合作的新范式，也是文明互鉴的重要通道。     

金融集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

基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规划的区域，以2012—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可发现，金融集聚通过知识积累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显著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但是表现出门槛效应和边际效率递减的特征。其中，“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金融集聚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存在门槛效应；非“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金融集聚的促进作用不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一路”沿线省份金融集聚的促进作用高于“一带”沿线省份，位于东部的非“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金融集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建议实施差异化金融资源配置政策，抓住“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协同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