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试点

“一带一路”商事争端类型多样、纠纷主体复杂,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范和商业习惯,仅依靠传统的司法纠纷解决方式已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国家间跨境投资、贸易、金融、项目工程等多元需求。随着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机构加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纷平台建设,国际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已从顶层设计、理论研究过渡到实践层面的新阶段,但仍存在国际商事法庭功能不足、境外仲裁机构准入不明以及商事调解执行双轨制差异等障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均明确要加强粤港澳司法交流与协作,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联动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因此,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构建需充分利用港澳与内地签署的司法合作安排制度红利以及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国际化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先行先试,突破现有体制障碍。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优化国际商事法庭规则,创新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准入制度,测试商事保留和临时仲裁制度,借鉴最新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经验,加强跨境商事调解机制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建设,对...     

中国—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地区经验、秩序重构与战略再定位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以来，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双方合作硕果累累。以2018年“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为分界点，共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重点完成战略对接并启动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率先转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高质量发展的新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共建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加强发展共识、利用多层次合作机制、有效平衡发展与安全双目标等地区经验，对于其他地区具有示范作用与借鉴意义。未来，虑及中美博弈深刻影响地区与全球环境，尤其“一带一路”倡议已被美国视为主要“威胁”并加以遏制，中国应从地区秩序重构的战略需求出发，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东南亚的实施方案，以期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数字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已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成为中国与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合作平台，有力促进了各国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取得诸多合作成果的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传播方面同样成效显著。“互联互通”成为各国认可的重要理念，“一带一路”成为重要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标识，也带动了关于中国的整体传播。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传播需要紧扣数字时代特点，设计好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在全球塑造全面、客观、公正的“一带一路”认知，更好地提升中国形象，促进世界发展。     

协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协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协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要义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推动国际规制合作，培养综合型复合型国际治理人才，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路径与世界意义——基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是全球治理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罔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需求，导致全球环境治理动力不足。中国结合自身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扩大绿色基础设施和环保项目合作，推进绿色金融，搭建合作平台，交流环境治理经验和技术。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合作的深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彰显其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者、引领者的作用，对全球环境治理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绿色“一带一路”形成了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规范，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分歧扩大的趋势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继续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强化身份认同，密切利益契合点，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助力全球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公共产品视角下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个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了确定性和稳定性，展示了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取得了辉煌成就，并日益受到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过去十年，尤其是2017年以来，发展事实和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五通”及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三类公共产品，夯实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双边维度的合作基础，进而又主要以制度型和观念型公共产品的形式，分别提升和拓展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区域维度和全球维度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在区域和全球两个维度上建立的良好合作反过来又促进了中拉在双边维度的合作，并形成良性互动。由此，“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拉双方构建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这既保证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地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又为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双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增添了合作新动能。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创新的理论展开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最终必须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之上，只有以制度作支撑，才能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实现和长期稳定的发展。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创新是“一带一路”制度建设和推进“一带一路”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需要。随着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国际合作机制的“融入型”范式已经显得不适应，必然需要向“内生型”转变，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构建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为此，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实现国内法律制度建设与国际法律制度完善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提升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需求转化为国际制度和将国际制度转换为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内化”能力，加快“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设。     

日本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战略”总体构想的延续与发展。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促进“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升战略自主。岸田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外交、防卫等方面全面推进“印太战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战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第二，日本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第三，日本“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而实现战略自主。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此外，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制约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应稳妥应对，管控分歧，将中日关系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扩张研究

一直以来,日本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其对外发展和制衡中国的重要战略要地。“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扩张。为了对抗“一带一路”,日本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法治为由,调整其在东南亚的战略政策,表现出明显的战略扩张趋势。日本的战略扩张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挤压中国的市场空间;军事方面,塑造军事合作新局面,激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对立;多边合作机制方面,主导规则构建,构筑制度优势。中国在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合作计划的同时,必须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扩张保持足够的警惕。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叙事的三重构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策略性叙事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塑造共同意义的手段，是中国主导国际辩论、增加国际认同、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完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在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全球与地区秩序变革”体系叙事、“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身份叙事和“印尼与世界互联互通”政策叙事的三重叙事内容，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经过对“一带一路”叙事本体论范畴上的叙事效果评估和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具有清晰的使命目标、可期的成功前景和连贯一致的叙事情节。同时，大量反叙事的存在使得如何策略性地构建叙事，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有力反击反叙事成为中国当前对外叙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