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五大重磅反腐领域

<正>2023年以来,多个领域反腐不间断,并呈现出密集推进态势。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通过收集梳理各级纪检监察网站所通报的落马官员名单发现,今年较为突出的反腐重灾区,相对集中在金融、能源、医药、烟草、体育等五大领域,其中涉案人员有不少是中管干部、省管干部等。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发力、纵深推进,一些较突出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问题正逐步进入深度治理阶段。     

科索沃危机与欧盟的危机处理

科索沃危机是继《阿姆斯特丹条约》明确欧盟的危机处理任务后,欧盟经历的第一场重大危机,也是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科索沃危机中欧盟各成员国的共识得到空前提高,欧盟危机处理机制也出现重大突破。通过对欧盟在科索沃危机处理中应对手段、效果和缺陷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欧盟危机处理的发展将取决于欧盟在以下三方面的进展:成员国合作的深化、欧盟危机处理机制的完善和充分的军事保障。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     

资本市场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在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的风险和矛盾正在逐渐显现。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将有力减轻市场忧虑,有效切断金融风险传导链,从而让资本市场的活水不断滋润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是中国金融的一大特色,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动全身"作用,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要多措并举,在夯实法治基础、提升市场化程度、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以及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等四个方面强化资本市场改革力度,以推动我国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让审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负责 上海二中院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研讨会综述

2014年12月18日,上海市法学会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举行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研讨会,70余位法官、学者在二中院会场围绕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碰撞观点、分享智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到会致辞。记者了解到,审判权力运行去行政化的问题,上海二中院从独立审判与依法监督的关系、审判规律与司法实践的关系、个案办理与宏观管理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深入调研后认为,审判权的     

劳动争议的二元结构与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重构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下的争议处理机制的弊端集中表现为机构重叠、程式冗长、多头管、重叠审,无法达到"公正、及时"的立法目的。我国应接受国际通行的劳动争议属性的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二元结构区分理论,并以"双轨制"的复线方式为争议处理路径。对权利争议,以社会、民间机构调解或仲裁为先。调解成立的,可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调解不成立的,可提起诉讼,一审终局。仲裁"一裁终局",不搞司法续尾。对利益争议,由劳动争议三方协商机制管辖和处理,该机制应具有处理终结权。申言之,应以二元结构理论为基础,以复线处理方式为路径,重构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无效合同的识别与处理——兼谈“三金”“三乱”合同的效力

无效合同依然属于合同范畴 ,不过自始不具有法律拘束力 ;1999年 10月 1日统一合同法施行后应当采用两套标准对无效合同加以识别和处理。     

暴力与不信任——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研究：2000—2006

一、问题与方法医疗暴力,泛指医疗活动引发的暴力行为,亦称医患暴力或医院暴力。①中国近十几年以来,医疗纠纷日益普遍,医疗暴力频繁发生,医患关系不断恶化,矛盾复杂,冲突激烈,已成为转型时期一项突出特征,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多数关注仅限于新闻报道,深入的研究几乎付诸阙如。通过中国期刊全     

谈律师风险代理收费制度

所谓风险代理,也称“胜诉取酬制”,是指律师与当事人约定,当事人事先不必交纳代理费用,而是在案件审判结束后,如果当事人胜诉,则从胜诉执行所得中按约定支付代理费用;如果当事人败诉或者最后没有财物所得,则当事人不必支付代理费用。在我国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中,律师风险代理的情     

工会参与群体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保障

群体劳动争议因其争议主体的集体性和组织性、争议内容的多元性和争议手段的集体对抗性而内在地需要工会作为劳方代表参与争议解决。然而,在行政主导的争议处理机制下,忽视了规范化的制度建设,工会的角色定位不明晰,再加上工会自身存在较大缺陷,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与群体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不衔接,造成了工会难以参与群体劳动争议处理的困境。因此,需要完善相关制度,确立三方机制的处理方式,明确工会在群体劳动争议处理中的法律地位,制定工会参与的具体形式、条件和程序,克服工会自身缺陷,构建群体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与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对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