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人民政府关于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综合规划的批复

黔府函[2013]94号省发展改革委:你委《关于请求批复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综合规划(送审稿)的请示》(黔发改呈[2013]965号)收悉。现批复如下:一、原则同意《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综合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请认真组织实施。二、《规划》实施要坚持"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和重点实施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     

遏制塔河生态环境恶化 避免城乡规划随意变更

9月23日至25日,在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分别听取、审议了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塔河条例》）、自治区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村委会办法》）、自治区实施城乡规划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规划法办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强化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村委会办法》）、自治区实施城乡规划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规划法办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强化实施科技兴新,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牛军肉生产经营保障工作情况报告（以下简称《牛羊肉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开展2014年天山环保行活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环保行报告》）,集思广益、建言献策．     

流域治理问责制的比较研究——以太湖流域和美国切萨皮克湾流域为例

一个流域内往往会涉及到不同的行政区域,流域治理需要不同行政区域的合作。近年来,我国流域环境问题大量出现,流域环境纠纷层出不穷。流域治理的成功应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流域内政府具有合作态度;二是流域内政府在合作过程中共同协商,制定统一的治理计划;三是流域内政府按照治理计划实施治理行为。     

论运用综合生态系统模式完善我国流域管理制度

流域管理作为一种水资源管理制度,已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虽然在立法上确定了流域管理的法律地位。但是,我国流域管理制度尚存在较多的问题,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国应按照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式建立适应我国水资源自然流域特性和多功能统一性的流域管理制度,使得有限的水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和最大的综合效益,保障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协商共治:流域治理的域外经验及本土实践

流域治理因其跨区域、跨层级特色,对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共治有内在需求。分析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流域治理的做法,展现各国探索多元协商共治的经验,并结合洞庭湖流域协商共治实践,探讨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及基层协商,助力流域治理的可能路径。     

为创建现代化流域性水电开发企业聚合力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省政府批准于1987年1月正式成立,1992年2月更名为湖北省清江水电开发总公司,1995年8月,根据《公司法》要求,改制为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国家方出资代表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湖北方出资代表为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清江流域各梯级水电工程的开发建设及电站建成后的经营管理,是我国第一家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流域性水电开发公司,也是国务院批准的我国第一家水电“流域、梯级、滚动、综合”开发试点单位。清江公司工会下设水布垭工程建设公司,升船机建设公司,发电公司、实业公司、清能公司、华清公司、清江发展公司和公司机关等8个基层工会,共有工会会员1112人。清江公司工会紧紧围绕公司的中心工作,建立公司两级职代会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职工工资协商制度、职代会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和厂务公开制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劳动竞赛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造创性．为企业发展凝聚了强大的合力。     

略论近代右江流域圩市发展

新的世纪 ,广西正在加强西部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建设 ,以此来加大对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力度 ,推进民族经济融合的进程。文章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近代以来右江流域圩市发展状况、成因及其局限性作了初步探讨。认为这些圩市对活跃民族地区农村市场 ,繁荣商品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与其它地区相比 ,该区域圩市发展又有一定局限性。     

湄公河流域诸国的艾滋病问题及其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影响

近年来,境外湄公河流域几个东南亚国家的艾滋病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而且这个问题对我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特别是同属一个“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中国云南省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本文对境外湄公河流域诸国艾滋病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及其对我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产生的影响及我国目前的一些对策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评介。     

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发展合作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不断推进和国际发展格局的变化,促使发展合作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作为新兴发展援助国,中国的对外援助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将中资企业发展合作的测量指标设置为“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利用“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CEES)中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履行”和东道国“员工认知”两个维度出发,探索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合作的成效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合作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了当地社会发展合作。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和企业高管的学历层次是影响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履行发展合作的主要因素,而东道国员工的岗位职级和入职年限则是影响其对所在企业发展合作状况认知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在澜湄合作机制的背景下,中国增进澜湄合作需要突破以往从国家行为体出发的一元化发展合作思维模式,从中资企业主体视角出发,将承担项目转变为主动参与,充分考虑“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两方面的影响因素,联动国家和国际组织,避免单一化的发展合作方式,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多维度和多元化提供参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