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抑或存留：村民组长制的困境与前瞻

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在财政短缺的压力之下,部分乡村为减少村级支出,出台了撤销村民组长的制度安排。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力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管理难度加大和组内凝聚力下降等问题。当前中国的村治改革应该以“合村庄、裁村干、留组长”为总体方向,加强组长队伍建设、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力度。     

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积极推进依法治区进程——商州区胜利召开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一、高度的重视,正确的指导 对商州来说,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这次会议是在十六大召开之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会议将进行换届选举.中共商洛市委、商州区委对大会的召开,予以了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从元月的筹备工作开始,商州区委就把人大的换届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区委成立了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和区人大十五届一次会议筹备领导小组,从代表的酝酿、推定和选举,区委领导都亲自参与并指导.会议筹备期间,商州区委多次召开筹备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会议有关工作.     

以德治国的关键在"官德"

江泽民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式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 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官德毁、民德降”,为“官”者必须有“德”。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模范遵纪守法,保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中国,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树“官德”是以德治国的关键。     

中国古代的乐与法

在中国古代,乐本身也是一种法,而且是一种“根本大法”。乐与中国古代另一“根本大法”礼属于并列、交叉关系。此二者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工具。以乐治国是中国古代独有的最富特色的治国方略。     

单摆模型:一种解读乡政村治的新范式

乡政村治,一个耳熟能详的范畴,如何实现该范畴的“最惊人的变故”(恩格斯语)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厘析乡政村治并取得丰硕成果,在运用范式分析方面更是成果喜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对一种新范式进行剖析,构建国家、基层政权、基层社会三者博弈过程的模型,通过分析试图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畅谈推进依法治省进程侧记

江城二月，春意盎然。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聚武汉，围绕发展主题，说实话，道实情，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一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考察

治理理论是当今世界上颇具代表性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架构和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也是认识刑事政策体系中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犯罪抗制场域界分时的重要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看出,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存在着专治与共治领域的治理分工。其中,专治领域是国家保有的专属犯罪抗制场域,共治领域则是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抗制犯罪的开放空间。同时,在共治领域中,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应形成协同支持、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德治效能提升路径探索——基于H省S市农村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德治为先”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当下,乡村德治呈现出德治建设共识业已形成、道德培育机制日趋多元、德治建设成效逐渐显现的现状,但同时也面临着农民融入德治建设的主体动能尚未充分激发、村规民约的德治建设载体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以德为先的“三治结合”地位功能尚未充分体现等困境。为此,要充分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激发乡村德治建设的内生动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村规民约的道德赏罚功能;坚持“德治为先”,将德治建设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从而提升乡村德治效能,进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从体制外反霸到体制内治霸——中国反霸政策的历史转型

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反霸政策经历了以体制外反霸为主转向以体制内治霸为主的历史过程。论文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50多年来反霸政策的转型及其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进行体制内治霸是当今中国外交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