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催生常态化基层治理之策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考出短板,也考出真章。在此次疫情中,各级各部门不仅动员了大量资源向基层聚集,更在基层施行不少新机制、新举措。这些新机制、新举措在抗疫一线已被证明管用、有效,不仅可为应对下一次突发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提供决策依据,也可启发平时状态下的基层治理。有的好机制、好模式可以直接施用于常态化基层治理,因为疫情大考考出的部分短板就是日常治理中存在的缺漏;有的还须进一步提炼其价值、功能,使其能够转化为常态化治理要素。为此,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筛选、沉淀部分宝贵经验,从中圈出可供常态化基层治理施用之策,以求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与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之比较

道家之"道"与哈耶克的"规则"都是推进社会演进的自然力量,由此出发,道家创造了"无为而治"的治理之道,以"无为"达到"无不为"的治理之目的"。无为而治"最终未能摆脱历史的枷锁,虽主张"无为而治",却还是走向了"圣人之治"。哈耶克所提倡的也是一种自然的治理之道,他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能对社会的秩序作全面的设计,所以主张依照"自发秩序"之规则来制定法律,实行"规则之治"即法治,这样才能保障人获得自由。     

曾国藩的养生观

<正>清末湘军将领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曾国藩自幼聪颖好学,16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清苦的读书使他常常感到"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大病一场,病愈后,他开始对养生之法进行探讨和研究。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谈到,他师法"曾文正公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中国新闻界在“水晶之夜”前后对纳粹反犹报道的变化及其背景分析

发生于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袭击是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有组织迫害与屠杀的开始。纳粹党在这场被称为“水晶之夜”的暴力行动中对犹太人肆无忌惮的攻击招致世界舆论的谴责。中国新闻界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报道。本文以中国主要媒体对“水晶之夜”及其后纳粹反犹的报道为研究对象，从中国媒体对纳粹反犹问题的态度变化入手，分析其与中德关系的起伏以及当时中国抗战大局的内在联系。     

开会之道

文山会海这档子事，无论纵横，都能寻着点痕迹。     

为建设美好安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解读《文化强省建设实施纲要》

文化是民族之魂、崛起之基,是发展之要、和谐之本,是沟通之桥、创新之道。省第九次党代会围绕建设美好安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为全面实现这一目标,日前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文化强省建设实施纲要》。这一《实施纲要》与《经济强省建设实施纲要》、《生态强省建设实施纲要》共同构成美好安徽建设的纲要体系,充分体现出四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论违约之诉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违约中发生精神上损害的事件越来越冲击着我们的视线,我们翻遍所有的法律条文也没有找到在违约的诉讼活动中可以主张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的法律依据,并且对于是否应该在违约的诉讼活动中可以主张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学者之间也有着不小的分歧.本文认为,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且在违约的诉讼活动中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在违约之诉中精神损害是确实存在的,在违约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是有法理上的必要性的.     

黄宗羲的豪杰理想及其诗学安顿

在儒家所标举的理想人格系统中,"豪杰"是一种带有雄壮伟岸气质和豪迈色彩的人格类型。它以居仁由义为底蕴,呈现出刚毅劲健、独立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明清易代之际,为时势所激,豪杰向慕成为一种时代风尚。黄宗羲积极践履其豪杰理想,将豪杰精神寄寓在毁家抗清、著书立说的英雄壮举之中。其大力标举反模拟、求创新,倡导"元气"铸就风雷之文,发掘诗文的补史之功以及借传奇笔法表彰故国志士遗民的诗学主张,均彰显出激扬飞越、开拓创新的豪杰情怀。考察黄宗羲的豪杰诗学,对理解清初的诗学特点及其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及价值。     

曾国藩治家之道与价值观教育

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对治家之道有独到见解。他的治家之道以传统儒家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涵盖勤俭、孝友、睦邻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思想对于抑制我国现代家庭生活中的不良现象,促进我国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法治政府建设的现实制约及克服之策

湖南省近年来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地方行政立法上有较大突破，获得了普遍关注。这种行政主导型法治政府建设模式也面临着现实的重重制约，这些制约因素主要有：党委决策职权缺失明确规范影响政府依法行政、人大立法缺位、执法者缺乏执法积极性导致制度休眠、司法对接不畅、湖南人法治精神有待增强。克服上述现实制约的具体对策主要有：规范党委决策权力提高党委依法执政的能力、加强和改善人大立法与监督提升法治政府立法的民主性正当性、加强行政内部与外部监督推进制度落实、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司法机关顺利行使监督权、培育社会公众法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