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一般累犯、特殊累犯与毒品(犯罪)再犯之关系

在刑法理论上,累犯具有多种性质,既是一种犯罪人类型,也是一种量刑情节,还是一项刑罚制度。我国刑法除分别规定了一般累犯、特殊累犯两种累犯制度外,还特别规定了毒品再犯,即刑法第65条的普通累犯、第66条的特殊累犯和第356条的毒品再犯。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一般累犯的否定条件和特殊累犯的犯罪类型作了扩     

治安管理创新视角下的治安学科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维护稳定工作阶段性特征明显并且维稳压力越来越大。作为维稳主力军的公安机关迫切需要进行治安管理创新,以更好地适应新的维稳形势;公安院校更要在社会创新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和加强学科建设,适应新形势变化,为公安一线提供智力支持。学科建设水平反映的是一所高校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是高校发展的核心。现实公安工作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治安管理创新实践丰富了治安学科研究的内容。     

非标准住宿模式的治安管理对策研究

共享经济浪潮下,非标准住宿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市场份额增长迅猛。但与此同时,非标准住宿业由于分类不清,管辖不明,缺少相关理论研究,给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带来困难,加强相关治安管理对策研究迫在眉睫。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树立现代治理理念,理清非标准住宿模式的类别,调试治安秩序与行业自由之间关系的平衡,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治安管理规范提供思路。同时,要辅助运用现代互联应用技术,多主体联动,从信息摸排、资质审查、产品定性、订单监管、入住登记、安全监测各环节实现公安机关对非标准住宿业的动态闭环管控,以达到良好管理效果。     

“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证据裁判主义审视

在证据裁判主义的审视下,公诉人和审判人员对被告人“拒不认罪”表述的“从重处罚”之量刑意见,存在着两个“证据裁判悖论”:一是它限制、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利,二是它紊乱了公诉人、审判人员在证据裁判程序的角色;同时,对于被告人“拒不认罪”的各种情形,公诉人和法官皆有相应的控诉证据和裁判证据模式,即“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和（零口供）“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两种（控诉或裁判）证据模式。对被告人“拒不认罪”进行“从重处罚”是不应当的,也没有必要。     

创新实有人口治安管理工作机制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与发展,公安机关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安机关人口治安管理工作的概念、目的、发展历程以及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基"工程建设、"平安建设"和现代警务机制建设等良好契机,探讨如何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新时期法治社会下的人口治安管理新机制.     

卫生行政处罚不予处罚的性质与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三种不予处罚情形,其外观都是不予处罚,但其实质不尽相同。第一款规定的两种不予处罚是免予处罚,第二款规定的无过错不予处罚,既可能是在实质上排除了行为的违法性,也可能是不具有主观过错(故意、过失)的责任条件。各地公布的不予处罚清单形式悬殊,实质迥异,折射出对不予处罚性质认识偏差、态度谨慎积极、对抽象法律原则的具体化不足等问题。正确界分三种不予处罚的内涵,对抽象概括的法律原则进行具体化、标准化,精细界定“轻微”“危害后果”“初次”等条件,是准确适用不予处罚的前提。     

论集合犯

“集合犯”在海外刑法理论中是使用比较普遍的一个概念 ,而我国理论界只是在近年才有学者关注。基于我国刑法已经取消了对“惯犯”的规定 ,因此 ,有必要借鉴海外刑法理论对于集合犯的研究 ,联系我国刑法理论和现行刑法的规定 ,对刑法中的集合犯的基本理论问题予以研讨。     

构建我国环境立法中的按日连续处罚制——以《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为例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我国环保法律的致命缺陷。建立"按日连续处罚制"是弥补这个缺陷的有效手段。目前存在着两种模式的按日连续处罚制,即作为行政处罚的英美法模式和作为执行罚的大陆法模式,它们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在引进一种新制度时,是否与现有的理论和实践相冲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新制度是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以及是否有适当的制度和技术背景给新制度提供"用武之地"。     

发票犯罪处罚空隙探究

刑法根据发票犯罪的行为手段和行为对象规定了一系列的罪名,但行为手段和行为对 象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有的是立法者有意而为之,有的则是立法的疏漏,因而导致刑罚处罚的空隙。     

刑事司法解释中的"累犯加重犯"之研究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了累犯加重处罚原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侵犯了立法权,应该取消;从抽象的角度来看,司法解释立法化有我国宪法的依据;通过对法定刑的限度以及数额犯的反思,我们认为该司法解释并没有创设累犯加重处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