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定原则

处罚法定原则是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处罚法定原则,既不符合法治原则的要求,也有违世界立法例.用以事实为依据原则替代处罚法定原则的模糊态度,意在为执法者授予一般管辖权,但因此使执法者有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解决之道在于及时修订法律,以保证执法者必须遵守处罚法定原则.     

累犯的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累犯中“应当从重处罚”的“从重”，是较初犯从重进行处罚；尽管刑法规定了累犯不得假释，但累犯却不应当排除适用假释；解决数罪累犯的处罚问题，单纯采用“先并罚后从重说”与“先从重后并罚说”中的一种不行，应当依据数罪累犯的类型将两者结合起来。对累犯完全有必要适用加重处罚原则，但通过司法解释增加盗窃累犯“加重处罚原则”不妥，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补充规定。     

论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

在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中，客观处罚条件没有存在余地。但是，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已经出现一些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条文。如何理解和适用这些规定是理论上不可回避的问题。国外的通说认为，所有的客观处罚条件都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和预见。但是，笼统地看待客观处罚条件，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坚持阶层式的犯罪成立要件理论，根据某种条件和违法性的关系密切程度，可以将客观处罚条件分为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和外在的客观处罚条件。承认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概念，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就没有必要再提倡。     

拐卖妇女罪中被害人承诺之司法功能

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又可称为被害人同意,是指法益主体对他人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所表示的承诺或同意.根据被害人对其承诺放弃的自身法益是否具有处分权,被害人承诺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司法功能,即排除犯罪性的功能与对侵害人从宽处罚的功能.就拐卖妇女罪中的被害人承诺而言,其实质内容是被害妇女同意或主动要求他人将自己拐卖.由于拐卖妇女罪的客体是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而被害人对这一法益并不享有处分权,所以拐卖妇女罪中的被害人承诺只具有对拐卖人从宽处罚的功能.这一功能在司法实践中有三种实现方式,即对拐卖人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     

业务过失犯罪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对业务过失犯罪有所涉及,总的来说,对业务过失犯罪的立法重视不够。从中外业务过失犯罪的立法规定看,应加重处罚业务过失犯罪,明确使用"业务过失犯罪"这一表述,承认业务过失危险犯,完善刑罚措施。业务过失犯罪主体不仅仅指特殊主体,也包括非特殊主体。应根据主客观违法性对业务过失犯罪进行处罚,一般情况下,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特定情况下,等于或轻于普通过失犯罪。     

火炬手的沦落

2008年，他举起火炬，头顶闪耀的荣光迎接奥运的到来；同样也是2008年，他在第一时间赶赴汶川灾区为受难群众出力加油。他的家里堆放着大大小小的各式奖状，铺展开来满满一桌。而这些奖状则记录着他献血近万毫升的感人经历，让他至今引以为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舍己为人的优秀青年、令人羡慕的奥运火炬手如今却因诈骗罪身处狱中，在20名被害人面前写下“忏悔书”。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是靠严刑峻法吗

有人认为．盗窃在中国十分猖獗．而在新加坡却没有这样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我国对盗窃犯罪的处罚太轻．应该像新加坡那样实行严刑峻法。事实真是这样吗？     

对刑罚减轻处罚若干问题的思考

现行《刑法》第63条确立了我国减轻处罚的量刑制度,但对如何减轻、减轻的幅度等问题未作出细化规定,由此带来适用中的诸多困难与问题。1.减轻处罚能否变更刑种;2.减轻处罚能否及于附加刑;3.附加刑附加适用时减轻处罚的操作问题;4.减轻处罚能否由刑事罚减为行政罚。     

罪犯考核制度新探——关于设立“缓期处罚”规定的思考

公正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在我国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罪犯考核制度一直在这一对矛盾中前进、发展、变革。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现行的罪犯考核制度逐渐面临着新的挑战，考核制度的弊端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显露，已愈来愈不适应新形势下监狱教育改造罪犯的新要求，致使刑罚执行工作中公正与效率这对矛盾很难有机地统一。因此，建立一套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监狱法为基础，以矫正理论为导向，与监狱工作实际相结合的考核制度，是新时期需要探索研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借鉴《刑法》中的“缓刑”规定，提出在罪犯考核制度中设立“缓期处罚”规定的设想，以期通过科学的考核制度来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执行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法治终结网络谣言

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慨叹"忧谗畏讥,满目萧然",其中"谗"即谣言:鲁迅一生备受"流言"陷害,更痛陈其"杀人不见血"。在当今社会,谣言因借助互联网这一现代媒介,危害性与不可控的放大效应远甚于任何以往。因此,对于"在线"造谣,必须坚决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