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两地情

很多年了，父亲一直要我这个总是为别家写稿子的人，也为自己家中的两代长辈写写东西，留个见证。从小父亲就告诉过我，故乡在福建龙岩白上下麻厝。曾祖父是贫苦农民，     

充分依靠民众与切实改善民生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充分依靠人民群众,才能了解民情,问情于民;才能广泛集中民智,问智于民;才能集中民力,求力于民;才能顺应民意;问效于民。     

情报如何主导警务——情报导警的内涵及发展层次

情报主导警务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各地各级公安机关基本上都建立了专门的情报研判机构,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有些公安机关对于情报主导警务的内涵以及它的发展方向不甚了解,这严重制约了情报导警的进一步发展。笔者在阅读国内外大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试图予以解读。     

“情法两尽”抑或是“利益平衡”?

情法两尽作为中国传统司法的习惯表达,在古代判牍中十分常见。但是,由于对律法的遵从仅仅来自官僚机制的脆弱约束,情法两尽的理想在遭遇现实的情法冲突之后,往往呈现出以情曲法的面貌。同时,由于情理本身的变动不居和缺乏基点,酌情实际上是一种模糊表达。归根结底,所谓情法两尽,与其说是在平衡情理与律例,还不如说是在进行利益的分配与考量。     

法律内的天理人情

情、理、法的冲突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理出于人的正当情感与诉求,法出于公理与天理。法不容情的情指的是私情,而法要容情的情指的是在社会上具有广泛认同度和代表性的世情与民情,只有通世情民情的法才是赢得民众认可的法,只有达公理天理的法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法,通情达理是一部良法的前提与基础。法之所以要容情,是基于人性的要求,因为法是人的产物,是基于人性的需求而产生的规则,凡是违背人的正当情感与诉求的法,迟早要被修正或废止。法与情交融的途径在于立法的人本化,司法的人性化,执法的文明化,当法律有悖于世情民情或两者发生冲突时,作出退让的应当是法律。     

法律无“情”方显有“义”

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药家鑫死刑,至此,这个引发国人强烈关注的案子暂告一段落。然而,药案仍值得进一步深思。     

论郭沫若、康白情的诗艺源流及诗学观

五四诗人郭沫若、康白情受到古典传统文化和外国文艺营养两个诗艺源流的影响,其诗学观既有相似处更有独异性:都追崇自然诗学,但郭沫若受西方文化中的斯宾诺莎泛神论影响更深,建构起他的激情四射的浪漫主义自然诗学;而康白情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意境论影响更深,建构起他的冷静悲悯的现实主义自然诗学。     

人车情

<正>我所说的车,不是现在马路上到处跑的私家小轿车,而是自行车。也许有人会说,当今已是汽车时代,各种品牌的小汽车琳琅满目,争奇斗艳,汽车已进入了普通市民家庭,有些家庭甚至还拥有宝马、奔驰、凯迪拉克、宾利等豪车名车。在这样的时代,自行车还值得一提吗?从我个人经历而言,我从6岁开始学骑自行车直至现在退休,骑车的历史已有50载。半个世纪以来,自行车陪伴我上学、参加工作、以及退休后的生活,它是我忠实的伴侣,我对它已充满了深深的依赖和眷恋之情。     

法律与情理:法治进程的情法矛盾与伦理选择

权大于法的腐败行为,归根结底源自于情大于法的伦理信念。"情法矛盾"构成了中国法治进程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作为改革目标的专职主义法治理念,要求的是"法大于情",必须以法律取代情理作为权力行使的最高准则,才能确保权力行使的法律垄断。但是,取缔了情理的外在约束,反而可能释放出更为专制的暴力和更为顽固的腐败。由于法律与情理的矛盾冲突始终没能得到大多数改革者和学术界的认真对待,我们越来越看不懂中国人自己一直坚守的那些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关于中国法治的研究和改革,应当"认真对待情理"。     

毛泽东的诗歌本质观:诗言志

毛泽东一贯主张诗言志,还用诗是否言志作为评价诗人和诗作的重要标准。“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奠基石。对“志”的不同理解构成我国不同历史时代的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言志”说、“缘情”说和“情志统一”说就构成为我国诗歌的几种基本倾向。毛泽东对“志”的理解是宽泛的。“诗言志”使毛泽东诗词具有深刻丰厚的内容,正如诗人本人的胸怀一样——精深博大,天地万物之精灵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