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体制与政策对乡村建设与治理的不利影响

近20余年来,乡镇工作发生了阶段性变迁,出现日益艰难的变局,乡村建设与治理面临着危机。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往往将其矛头与责任指向乡村干部。这种看法与事实有着很大差距,它忽视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国家宏观体制与政策,尤其是以“虹吸”与“喷灌”为特征的财政政策。村民自治政策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还将对乡镇工作形成新的压力,在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的保障下,乡镇就必然会对这样的改革制造相应的阻力或障碍。因此,只有立足于乡镇所处的现实处境和内外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乡镇组织与干部的心态及其行为。     

公民社会视角下党内治理模式的现代

党内治理是政党改革自身及其领导方式以适应新环境和迎接新挑战的必然选择。中国公量社会的兴起对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合乎逻辑的选择是变革传统的党内治理模式，实现党内治理模式的转型。     

企业集团的多重利益冲突及其治理

企业集团作为一种企业合作组织形式，一方面因其制度优势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另一方面因其复杂结构所带来的诸多治理问题又制约了其良性发展。与单个企业相比，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复杂多变，治理问题也具有多重性。交叉持股型企业集团中应注意大股东之间的协调问题；纯粹控股型企业集团中注意要加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有效监控；而母子关系型企业集团中的治理问题最为复杂，应在母子公司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集权和分权机制，防止母公司对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侵害。     

国有企业到底"肥"在哪里——基于激励机制的分析

根据西方的激励理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只有尽力满足人的各种需求,才能将各层次的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改变国有企业激励无效现状,调动国有企业员工的最大能量,发挥其最大潜能,建立系统科学的激励机制是关键。     

乡村治理中宗法秩序回潮的价值分析

宗法秩序作为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固定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生活与政治发展进程。当代中国中的宗法秩序,呈现了从镇制到回潮的命运起伏。尽管根源于传统农业经济与社会生存方式的宗族秩序与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它有着"历史的惰性力"。然而它的一定程度的时代性价值,亦加强了它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毋庸置疑,宗族秩序将长期存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与宗法秩序将长期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状态中,即基层行政的发展无法摆脱宗法文化的影响,基层行政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规范宗族活动及其影响的过程。     

乡村治理法制建设评议

《村委会组织法》正式实施以来,各级地方尤其是省级有关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到2003年初,各省份基本完成了有关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工作,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乡村治理的法制体系。在相关法制建设规范下,我国乡村治理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乡村治理的实际状况相比,有关法制建设在一些方面仍显相对滞后,对此要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以满足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     

论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的新发展

自2001年开始，我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从实行核准制、规范信息披露、建立退市机制、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受理因虚假陈述引起的股东诉讼等环节着手，取得突破性进展，有力地推动了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     

认真治理税收流失

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税收征管工作日益得到加强，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税收流失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需要认真分析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     

西方新城市管理：理论轮廓与反思

近十几年来,公共服务途径经历了重大转型。一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公共服务精神受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主要依赖私部门管理实践,强调将竞争引入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性。实践中,新公共管理力求将市民(公民)定义为产品的消费者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顾客。研究显示,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促进了某些城市服务的改进,但也存在严重局限。主要表现在它不能释放改进公共服务的关键动力———市民和社区能量。作为一个整体,城市领导者与管理者在重塑公共服务改革议程中有着关键作用。作为改进城市治理质量,必须处理3大关键挑战。并将这一途径称为“新城市管理”,以寻求管理变革与地方政治复兴的融合。     

论国外科学不端行为刑事治理制度的特点及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国外科学不端行为刑事治理制度呈现三大特点:充分尊重本国法律传统;注重刑罚方式以适应科学家与科研活动的特点;保持刑法谦抑性。在对科学不端行为的治理中我国刑法一直处于缺位状态,而目前所采用的道德、民事和行政措施等手段又未能取得理想效果。因此我国应把科学不端行为的治理纳入到刑法典框架下,并须进一步完善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