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团伙的成因和治理对策

罪犯团伙是监所内长期存在的一种消极社会现象,是监所安全稳定的主要隐患,是监所客观原因和罪犯主观心理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罪犯团伙的主要原因是人的社会属性原因、监狱不良环境原因和罪犯不良需要原因。对待和处理罪犯团伙必须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和教育为主、区别对待的原则,要针对不同类型罪犯团伙的具体情况,从技巧上选择不同的治理方法;针对罪犯形成团伙的主观原因,从治本上加大教育改造力度;针对易于形成罪犯团伙的客观原因,从措施上强化对罪犯的科学管理。     

关于大型住宅区“群租”综合治理的对策思考

实有人口治安管理是公安“三基”工程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当前，在大型住宅区的“群租”现象已引发诸多社会和治安问题，成为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出租房屋登记率不高、人户不一致、在局部地区漏管失控和高危流动人口发现不了、控制不住、成效不明显的问题十分突出。大型住宅区“群租”整治作为新形势下公安机关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遇到的新课题，必须走社会治安综舍治理之路。     

一人公司立法的“整容”

我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中有关一人公司的规定与世界先进立法相比,尚有一些缺憾,在立法技术上也存在漏洞,需要进一步完善     

村庄治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村庄治理的出路在于寻求管理的民主化的路程。而分析研究村庄治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显得十分必要。村庄治理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国地制宜,利于生产,量力而行,便于生活,维护生态,坚持农家风味。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立法建议——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可分为核心层、协作层、支持层和外围层,主要存在尚未完全整体化、尚未完全科学化、尚未完全规范化等不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商业贿赂的罪名界定具有全面性、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认识具有科学性、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规定具有适用性,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现行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尽快实现国际化和现化代,进一步扩大贿赂的主体范围、内容范围和方式范围,健全法律责任体系,加快治理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     

改革中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政府治理

在现代政治背景下,利益的分化与冲突更多的是以一种不断强化的群体形式加以体现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急速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利益的分化、博弈与失衡现象.由于社会缺乏稳定、公平、有效的制度约束与制衡,利益分化必然是不规范的、利益博弈必然是不对称的、资源占有必然是不均衡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对转型期公共权力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公共权力必须反思发展路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升自身治理能力.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国有企业“微腐败”治理问题研究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再次传递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要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本文结合企业工作实际,围绕国有企业“微腐败”治理问题,深刻阐述治理“微腐败”的重要意义,总结梳理“微腐败”的特点及其危害,分析研判其多发频发的原因,研究探讨治理的对策。     

免疫层析技术在毒品检测应用中的数据质量治理研究

为方便一线民警的工作,优化禁毒工作全流程,以免疫层析技术的毒品检测为例,研究了一种检测数据有效性识别的判读方法以及相对应的整套检测数据质量治理方案。该技术方案是一种全流程可溯源的高精度监管模式,实现了检测数据在数据平台的清洗、无效数据的剔除以及有效信息的提炼。并在现有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数据质量,建立数据标准,制定合适的数据问题解决方案,通过系统性数据治理方案研究,建立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数据治理和数据服务模式。     

全球秩序及其转型：基于转型框架的分析

全球秩序的转型并未遵从线性因果的单向逻辑,而是纷繁因素动态交互的迭代结果。其中,以全球化为代表的演化场境为全球秩序提供了外部环境,以全球治理制度为代表的制度维系了全球秩序的稳定结构,以网络技术、全球社会运动、国内政治、新兴国家、全球危机为代表的创新生境成为推动全球秩序转型的关键。此外,全球秩序由于其较强的秩序性和目的性特征,它并不仅仅受制于全球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因此,基于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的紧密关系,本文提出以能动性全球治理加速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的三条路径,即通过重视过去被回避的权力要素、增强多元主体的关系协调以及实现治理思路的创新,发挥全球治理的能动作用以实现对全球秩序的保障与维护。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