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中国特色公共卫生应急联动体系的支撑条件与实践路径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极易诱发复合性社会危机,因而能否及时有效地应对此类事件已经成为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无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国内实践来看,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应急联动体系势在必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应急联动体系强调从单一主体包办向多元主体协同的方式转型,旨在构建"政府力量为主导、市场力量为支撑、社会力量为依托"的实践路径,是危机应对下的中国之治与中国方案。此外,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应急联动体系的有效运转,还有赖于制度、信息、资源、信息、人才、科技等多维度的支撑条件。     

县区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

县区政协是人民政协序列中的最基层组织,也是直接连接社会阶层群众、沟通协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问题的平台和纽带,但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在参与国家治理中遇到多重困境。作者基于2018年至2020年对全国多地进行的访谈、座谈、观察,并参考学术界相关研究,认为县区政协存在"二线"人事安排与编制配比、人员构成不专业、人格化协调、随意协商、交办类协商与事后仪式化协商过多等矛盾。这些矛盾源于县区政协横向缺乏有效衔接、纵向处于资源配置末端的结构性症结,体系、过程、政策层面的功能性短板以及主体角色的人格化张力。进入新时代,县区政协专门协商机构效能亟须提高,需要从制度规范、结构优化、平台建设、完善机制与创新理念等方面进行优化和改善。     

中国共产党与基层社会秩序百年变迁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基层社会秩序重构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传统中国社会以"礼法秩序"为主导,在国家与社会共治中实现"礼治"与"法治"融合。晚清民国面对传统秩序的崩坏,自上而下推动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因与传统势力扞格而成效甚微。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自下而上的基层社会改造模式,更能体现"自治性""惠民性"和"动员性",使民众获得主体价值感和组织认同感,彻底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实现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统一的基层治理框架,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对于深入理解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国方案、彰显"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高校治理结构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第三届高校管理者论坛综述

第三届高校管理者论坛在宜宾学院举办。与会人员围绕完善高校治理结构,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不仅加深了对胡锦涛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而且在大学理念与管理、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完善高校治理结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等方面达成了理论共识,为今后进一步做好高校管理工作,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厘清了思路,提高了认识。     

协同治理视域下农村幸福院养老服务供给的运行逻辑——以贵阳市农村幸福院为例

文章在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运用多案例分析比较和过程—事件分析法,从制度—行动两个维度剖析贵阳市农村幸福院养老服务供给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政策与行动主体的互动构成两条治理逻辑:制度治理逻辑——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行动逻辑——自下而上的政策变形。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贵阳市农村幸福院养老服务供给运行逻辑。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简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