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创新镇村治理机制

2012年,李克强总理第二次视察恩施,要求恩施"在扶贫搬迁、移民建镇、退耕还林、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先行先试"。并"着力在创新综合扶贫体制方面破题,形成可资推广的经验"。龙凤镇作为全国综合扶贫改革试点区,肩负探索实践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双重责任。同时,自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乡村治理迎来转型契机,乡镇是我国行政体制最基层的单元,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对镇村治理也提出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厉庄经验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厉庄镇通过发展特色水果种植、光伏产业、生态旅游等现代农业项目,走出了一条山区治理新路,有几点做法值得肯定。第一,从实际条件出发,立足于当地资源、特色和市场优势,发展“三生农业”。农业发展要做到生产、生活、生态三者兼顾,厉庄以特色农业、特色产业为支     

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运行机制

本文以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理论为视角,对当前城市社区中的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运行机制进行比较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增强自治组织的功能,推进社区自治,并提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建立居委会、业委会互动合作型关系两条建议。     

不断增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共识

<正>党的十八大之后,为加快实现"中国梦",中国改革再次出发,如今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改革春潮。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也需要统一思想,在事关深化改革的性质与方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等重大问题上,不断增强人们的价值共识,努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深化改革与推进     

上海地方公办高校将增设总会计师

市委书记韩正最近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上海市地方公办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管理办法》。韩正强调，该《办法》是提升地方公办高等学校科学管理的重要工作．是完善学校治理结构的重大制度安排，要依照制度选好人。把总会计师八项工作职责和五项工作权利细化落实，切实强化经济责任，规范财经行为。     

廉政新常态下腐败治理的策略探究

廉政新常态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工作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出发,提出了落实"两个责任"、查办案件"两个为主"、实现"两个全覆盖"的新理念,惩治腐败。在廉政新常态下的反复工作要握稳好方向,迅速调整工作思路,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创建良好的政治环境。廉政新常态下的腐败治理工作也应当根据反腐工作的需要,不断调整反腐策略,提高对腐败的政治能力和预防、抑制能力。     

G20转型面临的难题及破解之策

G20正在发生两大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改革转型。但G20的转型面临自身一些机制性难题的制约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消极态度的掣肘,前景充满变数。G20转型及其建章立制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应通过加强G20机制化建设、提高G20功效、以正式国际组织辅助G20非正式机制、使G20议题设置适应长效治理新形势,以及加强中美在G20机制建设方面的协调等方式,有序有效地推进G20改革和转型。G20杭州峰会将打下中国烙印,有望成为G20转型的新起点。     

转型时期流动人口犯罪社区治理研究

社区多元化共治是在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基础之上的以社区为中心展开的群防群治,其目的是实现流动人口本身对于社区犯罪治理的积极参与。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社区治理应提倡"社区多元化共治"。在微观层面,从环境设计和防卫空间的意义上看,应修复社区中的"破窗",倡导邻里守望;在宏观层面,应促进社会整合,改善社会认同局面,实现文化融合。     

转型期利益集团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研究——基于中美利益集团的比较分析

利益集团在转型期的中国既是治理的客体也是治理的主体。其治理主体角色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利益集团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其具备承担何种角色的能力,政治制度空间限定了角色发挥的边界,政治文化则塑造其偏好。我国的利益集团应定位于权力的监督者、决策的参与者、改革的推动者。     

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优势、困境及出路

腐败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非政府组织作为腐败治理的新兴主体,具有社会公益性、自愿性、相对独立性、组织性等特点,与其他主体相比,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时,面临诸多困境,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消除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的障碍,充分发挥其在腐败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一是转变观念,放松规制,夯实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的主体地位;二是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升其参与腐败治理的能力;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四是积极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提供成熟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