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重大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地位

去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首次完整地提出重大利害关系人的法律概念，并且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在实施行政许可行为时相关重大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地位，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立法中的重要体现。     

1979—2007年我国法制史研究综述——以《法学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1979-2007年29年间《法学研究》上所发表的有关中国法制史论文的分析和研究,考察了这一时期这些论文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并对其内容进行了概括总结。在此基础上,笔者分析了这一时期我国法制史研究的特点,并对今后的研究中所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2003年司法考试大纲解析

1.总体评析2003年司法考试大纲和“指定用书”以及相关配套辅导资料,已于5月中旬从北京开始向全国陆续发行,广大考生朋友们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指挥棒”。虽说近期我国部分地区出现非典型肺炎的特殊情况,司法部决定暂缓公布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时间,但这只是适当推迟,种种迹象表明,公布考试时间已经为期不远。当务之急,考生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吃透考试大纲,提纲挈领,并结合“指定用书”等参考资料,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搞好备考复习工作。大纲确定考试的广度,而指定用书确定考试的难度。总体而言,新大纲所列各考试科目以法律本科毕业…     

《普通法的历史基础》书评

本刊所载文章,法史居少,故本期不仅刊登了一篇中国法制史方面的文章,而且邀请张传玺先生翻译了一篇有关密尔松教授的大作:《普通法的历史基础》的书评,以飨读者,希望有所益者并不限于英法史领域。因为以传统英法史研究路数的颠覆者姿态现身的密尔松教授的重要著作《普通法的历史基础》,尽管早在1999年就有中译本面世(李显冬、马呈元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但时至今日仅见《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载有萧瀚的《读<普通法的历史基础>》一文予以正面回应。萧文对该书虽多赞美之词,但视角广阔,并未限定在英法史一隅,而是古今中外纵横捭阖,似乎不能作为对该书专门评述的作品。200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红海所著《普通法的历史解读》也曾感叹《普通法的历史基础》一书"曲高和寡"的形象。2004年毕业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陈敬刚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一个初步的分析》中曾对《普通法的历史基础》书做出过概括介绍,亦未专门分析。而在著述中撷取《普通法的历史基础》书中的只言片语以支持自己观点的做法似乎是目前对待《普通法的历史基础》书的主要态度,《普通法的历史基础》书或许在很长的时间內将会处在这样"悄悄地进城,打枪地不要"的状态里。     

近代私法史（上、下）——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

该著导论第一章开头写道：“近代私法史要追求一些，较古老的法制史学门不能全然满足的任务。罗马法制史、罗马私法史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罗马法，而且通常只处理到优帝法典为止；因为由此开始，罗马法在西欧进一步发挥其作用的历史，有截然不同的前提要件及方法。即使有一些德意志法制史的研究一直深探到近代，但其所处理的主要也比较是法源、法院组织及司法裁判，而非法学与法制度的历史；而德意志私法所致力的，向来比较是德意志，而非普通法之法制度的释义学史。最后，近代宪法史的研究对象则是：现代国家本身的法律史。反之，近代私法史必须处理今日私法在人文精神、学术上的前提要件。     

从《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说起——一个法史学的思考

本文系针对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涛先生的新作《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而作。以该书为缘起,在简单介绍该书的内容特点的基础上,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展开思考:一、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法学基础学科所应有的内容设计、面貌和研究方法;二、在现代法学教育学科体系中,学习中国法制史所应有的法理学意义;三、法学作为一门移植来的“纯粹”学问所缺乏的文化关怀。     

"五五宪草"公布后知识界的批评

20世纪30年代的宪政进程由于其独特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而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宪政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拟围绕当时知识界人士对“五五宪草”的批评来探究他们对宪政进程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中国刑法中的重典治吏

本文从研究《唐律》及明太祖关于重典治吏的有关法律规定入手,表明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重典治吏只能收效于一时,不可能根治封建社会肌体上官吏贪赃枉法的痼疾。最后结合当今法制社会对治吏方面的规定,明确指出古代刑法的“重典治吏”不能用于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开展的反腐败斗争。     

许霆案：法治缘何再一次错失

关于法治,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曾经有一个经典的案件摆在公众面前,人们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类法制史上最不幸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一个机会的话,我们一定会紧紧抓住那个案例,从中找到通往法治的钥匙……”上面的内容当然只是笔者的“恶搞”,而“恶搞”的灵感则直接来自于前不久沸沸扬扬的“许霆案”。     

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史实”与“史识”

中国传统伦理法思想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础理论,它准确描述了中国古代社会自身对法的认识、所处的法制环境、准确的行为标准,以及对中国传统法的理念追求。中国法制史研究如果缺乏伦理法的方法指导,它就没有活力,就会成为一具无灵魂的躯壳或僵尸,就会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即使我们将中国古代的法律按照现代西方法律的分类标准分得再细,如民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对我们今天的法制技术来说也不过形同玩物而没有法学价值,并可能最终导致中国法制史学的衰微。当"史实"和"史识"被混淆时,面对那些用西方法学的结构与概念来对中国法制史的"雕刻"时,我们如果仍然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在"史实"和"史识"之间,我们需要的是用现代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传统的法律文化,而不是用现代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