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几个典型问题(一)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劳动关系的确认问题《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劳动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如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理解为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即行丧失,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极不公平     

数字音乐付费制度的未来模式探索

数字音乐付费制度的目标,旨在为网络环境下的音乐产业发展提供经济诱因.但由于传统音乐著作权人与新兴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在付费主体、付费对象和付费机制上的分歧,数字音乐付费制度的构建陷入困境.解决上述难题,不但要协调不同产业主体的利益分歧,还须契合网络用户对数字音乐的特殊需求,因此应根据“音乐著作权人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一使用者”之间商业模式的不同,围绕前者构建保障许可效率付费制度,而围绕后者构建提高传播效率的付费制度.     

论强行法上的国际犯罪

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是国际犯罪与强行法两者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很多情况下,违反国际强行法规范的行为构成国际犯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作为追究国际犯罪法律依据的国际强行法规范,必须是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共同遵守,表现为通过国际造法程序签订的各国承诺信守的国际条约。     

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以高等教育机会平等权的保护为例

就教育平等权的内容而言,它包括受教育内容平等、受教育机会平等、享受教育资源平等。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严重,这是对公民高等教育机会平等权的侵犯。因此,相关部门应重新确定高校向不同地区分配招生名额的标准、加大对贫困边远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等等来具体保障公民的高等教育机会平等权。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全文如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要求,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根据宪法     

坦白条款中“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认定

一、作为法定情节的坦白的适用问题"坦白从宽"是我国历来的刑事政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一直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量,《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但有关坦白的司法解释尚未颁布,实践中对于坦白条款的适用存在诸多分歧,笔者将结合实践案例对该条款中"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     

论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基础

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基础可分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维护著作权多元利益平衡；其次增进言论自由和文化繁荣；最后促进衍生作品创作.其中,著作权多元利益平衡和保护言论自由是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基本共性.但是,鼓励衍生作品创作,解决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衍生作品创作的法律困境是法定许可相比其他限制制度所独有的价值和作用.因此,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分析包括共性和个性的分析,两者共同构成著作权法定许可正当性的基础.     

向荣获“五一劳动奖章”的律师们致敬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的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举行了名垂青史的大罢工,正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换来了现代的8小时工作制。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在恩格斯主持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从此,全世界劳动者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1949年12月,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将"五一"国际劳动节定为中国的法定节日,表达了中国执政党对劳动、对劳动者的尊重。几十年来,从中国劳动者外延的不断扩大,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改革开放后,从工人、农民到科学家、教育家,从民营企业家到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的律师、会计师……只要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民大众,都是我们社会当之无愧的劳动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我们要向行业中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律师们致敬,他们在自己的执业中为普通劳动者维权,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他们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孜孜以求不弃不舍,他们面对强权历尽坎坷始终坚持信念,他们是全行业学习的榜样。时代选择了他们,时代造就了他们。在第123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本刊选择了8位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律师,通过他们的事迹,让我们共同感受精神的力量。     

相似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刑法中拟制的对象——以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为例

在刑法理论、司法解释及司法判决中,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否拟制抢劫的主体,存在极大的分歧。从拟制对象的角度出发,其分歧可类型化为构成要件拟制说、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和区分说。构成要件拟制说主张拟制的对象是构成要件,符合现代法治国的要求,即相同的法律效果是构成要件等同评价的逻辑结果;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把法律效果视为拟制的对象,将拟制规定错误地理解为准用规定;区分说对拟制对象的态度莫衷一是。事实上,拟制对象的实质是立法者通过对构成要件的拟制,将形式上不同的构成要件在规范上等同评价,赋予相同的法律效果。但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只解决定罪的问题,量刑时需要回到构成要件等同评价之前的事实部分,在相同情况下,实施拟制规定行为的应当减轻刑罚。     

税收调控下如何坚持税收法定原则——房产税改革视角

税收作为国家运行的经济基础以及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具有财政和调控两大职能。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供不应求的现象是2011年沪渝两地实施房产税改革试点并以此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原因。然由于此次改革的法律依据是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制定的地方规章,很多学者对此房产税改革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疑,认为其违反了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笔者在对此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试提出我国房产税改革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的可行路径。通过对我国已建立税收法定原则、我国房产税改革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逻辑与现实的悖论之下应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的论证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房产税改革可以从完善税收立法授权制度、建立税收立法监督机制、引入民主参与机制等方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