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为加强法制建设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的一项新任务。这对推进政治文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除了要将其放在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位置外 ,还要在制度和运行机制上给予保障 ,在思路和方法上予以探索。     

作者来函

刚刚收到新出版的2006年第3期《青少年犯罪研究》。衷心感谢您们对拙作《从澳大利亚儿童法律谈未来我国儿童法律体系的构建》大力提携。今去信主要是想更正两点：     

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的房子离婚后咋分

党纪是党为全体党员制定的必须遵守的党规党法中的各项规定。政纪是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为每一个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规章、条例中的各项规定。国法是指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为全体公民必须共同遵守的宪法、法律和法令。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其适用范围、承办机构、查处方法及处理手段都是不相同的。但三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政纪是约束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政纪处分既适用于其中违犯的人员。也包括违犯政纪的党员。国法制裁适用于一切触犯国家法律、法令的人，包括其中的党员。     

加快推进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区域经济合作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200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包括中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在内的环北部湾地区是中国-东盟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加强环北部湾地区经贸合作将对促进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东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今年3月份,中国政府制定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其中明确提出,西部…     

俄罗斯民事立法原则的改革与借鉴

1994年底公布并至今仍在制定中的俄罗斯新民法典为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规范性的法律文件的同时,也以民事立法基本原则的方式确立了民事法律改革的总体思想和方法。它对过去70年来用公法方法调整民事生活及定位于公法性质的前苏联民法进行了全面修正。其中一个与70年来的公法性质民法观念完全不同的就是采用了“法律所不禁止即法律允许”这一私法性质的新原则,恢复私法自治,并进而建立具有任意法特征的民事生活法律调整方法。这项原则的采纳使俄罗斯民法典的改革性尤为明显。 ㈠ “私法复兴”是俄罗斯民事立法改革和新民法典建立的法哲学基础。因此在俄罗斯民事立法中的所谓新思想实际是对70年来前苏联民事法律的修正,是将过去被扭曲了的原则和制度恢复到已经在大多数市场经     

法律图书馆员的职业素质：AALL关于法律图书馆人员的能力要求

本文主要介绍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ALL)通过的“法律图书馆职业能力”，为中国法律图书馆人员队伍的素质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缅甸当前政治经济观察

当前缅甸的政治、经济局势值得深入观察.制订新宪法是缅甸 "民主路线图"七步计划的第一步.经过将近9个月的休会之后,旨在为缅甸新宪法制订架构的新一轮国民大会于2006年10月10日复会,这有力地推动了缅甸民主路线图计划的实施.但是,美国的打压有可能导致缅甸军政府放缓民主改革的进程. 尽管如此,在"先经济,后政治"方针的指引下,缅甸政府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借助中国的经验,开展经济改革工作.     

论法律文书的秩序价值——研究法律文书规范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对法律文书秩序价值的理解 法律文书秩序价值的含义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一，作为现实目标的法律文书秩序价值，体现了人们对规范有序的法律文书的现实需要。法律文书承担着将抽象、静态的法律制度运用于具体、生动的案件中的重要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的价值最终要通过法律文书来实现。具体的法律文书往往体现出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符合人们当时所追求的社会生活秩序，也是法的价值的现实目标得以实现的典型标志。其二，作为理想追求的法律文书秩序价值．体现为人们关于法律文书秩序正当性的永恒追求。把法律文书秩序只做静态理解的观点是片面的。随着人们对社会和自身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必然要追求一种更能满足自身需求的新的法律文书秩序。     

新时期法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法学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经济与法学的关系、法治与法学的关系、法学教育的目标和宗旨等方面,对于现存的法学教育弊端以及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全社会对于科学构建中国法学教育制度的关注。     

法律论证:一个关于司法过程的理论神话——以王斌余案检验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

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无力为司法程序和司法判决提供有用的启示和指导,这种理论的前提缺乏经验基础,论证也出现了自相矛盾,并且由于忽略了司法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权力运作而从总体上误解了司法过程所追求的现实目标。当法官从实在法范围内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判决结果时,应当求助于社会科学的论证,而不是道德哲学的论证,后者无力为法律疑难问题提供决策方案,充其量也只能够大致满足公众寻找正当性依据的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