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公民权利理论发展的宪政解析

公民权利规范是体现公民法律地位的宪法范畴,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历来是各国宪法的核心所在.然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公民权利才真正得到宪法确认.建国五十多年间,公民权利及其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顾和总结中国现代公民权利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对于完善现代中国公民权利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内地与澳门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之比较

内地与澳门虽然都建立了程序性违法的制裁制度,但价值理念、法律传统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两地在有关刑事诉讼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的规定上存在较大差异。针对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各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成其较为完善的程序性裁判机制。相比而言,内地有关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的规定则存在不少问题。深入比较两地的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研究其各自的运作机理和制度绩效,对于两地尤其是我国内地程序性违法制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总结、善于总结并受益于总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坚持与时俱进，针对新情况，着眼新实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对于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认识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息产权的法律问题

一网络传输中信息资源的下载与利用网络信息咨询与传统参考咨询最大的不同在于网络信息咨询在很大程度上利用网络传输信息及大量地利用网上信息资源作为参考信息源来完成咨询问题的解答。网上信息资源有些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公共信息，不会产生版权纠纷；而有些则是受版权保护的产权信息，使用不当则会导致法律纠纷。（一）联机检索数据库。联机检索数据库是重要的网络信息资源，也是网络信息咨询中可能使用最多的学术性信息资源。目前互联网上有各种商业数据库数千个，还有许多非商业性数据库。在这些数据库中，有些是由拥有独立著作权的作品…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不断创新 ,使马克思主义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社会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机遇与动力。理论创新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 ,要符合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试论江泽民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科学论断

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科学论断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及其重大理论和实践意蕴就在于 :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这个根本上澄清是非 ,对“应当以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我党为适应时代发展所采取的治党治国基本方略”这个事关党的学风和思想路线、事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给以响亮的、旗帜鲜明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进一步教育和鼓舞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积极自觉、理直气壮地做好为加强党的建设、为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必需的一切创新之举     

关注立法关注公证体制改革与完善《中国公证》首次成功举办理论研讨会

编者按 由中国公证杂志社发起,并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北京市公证处、山东省公证处联BIANZHEAN合主办的"公证体制改革与完善理论研讨会",于2001年12月8日在北京市公证处举行.     

有关公证审查的若干思考

公证,作为古老的法律制度,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是顺应社会的实际需求而逐步为国家管理所需、所用.许多国家甚至通过法律对于一些重要的、复杂的经济事务强制性地要求公证的必要介入,强制性地用公证的手段对这些事务实施法律层面上的监管和调控,以实现利益的衡平、秩序的维持、安全的保障.可见,公证制度本身的价值是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的.但是为什么这么有价值的制度在我国的运用中却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呢?究其实质是这种制度在我国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包括制度运用者本身的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缺陷制约了公证制度价值的体现,甚至破坏了公证行业的整体形象.     

法律行为理论研究综述

法律行为理论是法理学基本范畴之一,随着行为法学传入中国,我国学者亦重视对法律行为理论的研究.为了避免重复性研究,笔者不揣法陋,对法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理论从研究意义、法律行为释义、法律行为的结构、分类、评价几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评述.     

论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及其成因

本文首先分析了法律与语言之间的同生共存关系,然后在论证模糊性是语言的固有属性的前提下提出:作为语言变体之一的法律语言必然具有模糊性。最后,从法律语言本身的特征、科技发展及执法灵活性等主客观两个方面探讨了法律语言模糊性的成因,呼吁法学界与语言学界加快联合研究的步伐,迎接时代向法界提出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