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的理论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变"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总过程中,是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显著特征和鲜明主题。中国社会取得的变革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基于广泛的改革试验逐渐积累起来的。当代中国的"试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了合法性、规范性、灵活性、整体性相统一的中国逻辑,既是实践创新的表现形式,也是理论创新的客观载体。试点在中国成功应用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改革形式本身,立足试点的中国经验、重构中国的改革理论同样重要。     

新形势下“一次办好”模式优化创新路径探析

2018年以来,山东省深化“一次办好”改革,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各地市纷纷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开展规定动作+特色动作进一步细化落实。经过近两年的实践摸索,“一次办好”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成效显著。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发现“一次办好”仍存在“痛点”和“堵点”。应以此为突破口,各级政府结合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消除“痛点”、打通“堵点”,进一步优化创新“一次办好”改革模式。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立法保障秦岭宁静和谐美丽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于2019年9月修订通过,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修订体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求,是完善我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深入实践,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后疫情时代政府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及制度指引

自次贷危机以来到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各地经济不容乐观,不仅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多地地方经济支柱也正处于资金链断裂、破产频发的困境.为挽救地方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和地方财政问题,在中央政府有关纾困精神的指引下,各地政府都在积极运用纾困资金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困难,但在纾困的过程中却存在疏于尽调、合规不足、风险隔离及退出机制不完善的种种问题,有违纾困初衷.对此,需要在坚持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下,结合区域产业升级、金融风险防化和区域金融改革等目标为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进行制度指引.     

习近平经济发展“四个更”重要论述及其时代意义

习近平经济发展"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指引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的行动指南。这一论述的核心内容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不能以应急思维建设应急法治

"紧急状态无法治"早已成老皇历,法治不仅是常态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同样也是人类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必然选择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既是一种生活经验,更是公共治理的智慧。疫情当前,社会各界都在献计献策,探寻疫情防控之道,"法治"成为其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关键词。连日来,法律界和社会舆论提出了诸多法律上的意见建议,从禁食野生动物立法到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完善,尽快健全我国应急法治成为共识。     

筑牢疫情防控的法治法治堤坝

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司法改革方法论的反思性整合——一个实践理性的视角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的推进需要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通过新的方法论体系来予以重新解读和把握。当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面临价值理性缺失、工具理性误区和理论范式失衡的现实困境,需要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借鉴和利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透过多种视角探讨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在实践建构中实现方法体系的反思性整合。以"制度化的社会回应型司法"为基本目标,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统合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法治的价值逻辑,统筹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构建。     

法治视阈下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善治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遭遇社会转型期,历史积累的问题与改革发展的问题交织,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尤在基层社会凸显。从根源上看,基层社会矛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多为民众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重构基层社会矛盾治理路径,规制各方行为,维护好群众合理合法权益,是为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之首要任务。新形势下,应以法治思维为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归,培育社会组织,强化社会组织和基层部门行为以及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的法治规制,从而构建多元解纷的法治机制,达成涵摄“多元、共享、参与、合作、宽容”等包容性治理元素的基层社会矛盾多元善治,从而化解社会风险,维护公正、安宁、和谐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