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作为我党93年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召开的中央全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份规划执政党依法治国路线图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此,《决定》更具体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     

国家合法性与中国崛起

虽然权力政治仍然主导着当今国际社会,但心灵政治、权利政治的兴起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随着心灵政治、权利政治的兴起,国家合法性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日益加大,并正在成为决定未来大国崛起的关键。中国的崛起必须在继续强化"硬崛起"的同时,增加"软崛起"的投入。中国必须力争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理念与共享观念,这将成为决定中国能否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内在机理探析——哲学和法理学视角对赔偿范围之审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长期以来困扰各级法院的老大难问题。关于其赔偿范围,学界争议不断,实务中乱象纷呈。根据"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构成一事物的各种必不可少的要素的内在联系"这一哲学基本概念,找出构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四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并用"法律责任的产生、归结与实现"的基本法理,对其"内在联系"深入探析,得出附带民事责任是完整的民事责任,附带民事赔偿范围应与民事完全相同。     

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

法治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从法治原理来讲,恪守法治与深化改革总体上是统一的、一致的,但在某些方面也会有不统一、不一致的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搞的“先行先试”的试验性改革,一些敢闯法律和政策“禁区”的探索性改革,一些涉及合法性的改革尝试,必然会挑战既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权威,出现所谓“良性违法”等改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凝聚改革共识。一方面,全社会应当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尽可能达成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和怎样改革的共识,从而为深化改革、突破改革难关提供充分的民意支持和合理性前提;     

在规范与实践之间: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空间拓展

从依法决策迈向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动态过程中,不应只局限于决策合法性审查的狭窄范围,还应当不断拓展合法性空间,引入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合理要件.从政策层面看,国务院发布的三个规范性文件就此作出了初步探索,回应了理论研究成果,构建了相应制度;从实务层面看,行政决策法治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初步开创了可资借鉴的新型决策模式.从长远发展看,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空间拓展还需要从健全决策体制、厘清决策逻辑体系与完善决策模式着手,力求适应基本建成法治国家的时代呼唤与公众日益增长的法治要求.     

权力型特权：标准、分类与判断

社会主义国家就其本质而言,似乎不应有特权产生和滋长的空间,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仍存在某些特权现象.特权可分为权力型特权和权利型特权,前者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从权力的产生和运作看,可以把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合道德性作为权力型特权的判断标准,三者的不同组合构成权力型特权的不同类型.因而,反特权时应当追求民主判断、司法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统一,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特权争议,避免社会阶层之间的剧烈冲突.     

村庄社区化的法理审视——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村庄社区化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面对城市化中存在的社会治安、犯罪、流动人口管理和环境卫生等问题,采用的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的新模式。从北京市大兴区政府的实践来看,这种模式有利于政府公共职能的转变,有利于农村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村庄社区化过程中仍存在着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冲突、公民权益保障不足等现象,因此,为使政府职能有效发挥,新形势下规范政府行为、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对于村庄社区化建设尤为重要。     

政府信息共享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

政府信息共享制度建设,究竟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管理问题,抑或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相关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进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框架和具体内容。本文从中国信息化政策发展中理出政府信息共享制度建设以满足社会需求为政策导向的价值取向渊源,通过分析政府信息共享中需求导向与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信息共享实践中遭遇的问题和这些问题所涉及的核心规则,阐释了当前中国政府信息共享制度建设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是规则的完善而非效果和效率,主张政府信息共享制度建设应当以法制建设为价值取向,通过完善制度规则来实现效果和效率的增强与提高。     

“韦伯拐点”与新的国家类型学

马克斯·韦伯改变了国家学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思考路径,即"政体分类"的传统,从而转向对国家统治合法性来源及其类型的探讨。这是国家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笔者把其称为"韦伯拐点"。"韦伯拐点"的出现是由韦伯探究社会问题的理论路径和方法决定的,韦伯从理解社会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出发,认为国家是人们社会行动意义取向一致的结果。国家的实质在于统治,作为社会意义存在的国家只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互相所认可的合法性统治关系中。根据合法性来源的不同,韦伯提出了新的国家类型学,即法理型国家、传统型国家和克里斯玛型国家。     

党建总目标的演进：历程、基础及启示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我党关于党建总目标的最新表述。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十八大精神之际,回顾和总结党建总目标的演进历程,挖掘其演进基础,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