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罪犯会见问题的法理思考

在服刑场所,罪犯会见社会人员,尤其是亲属的现象普遍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对会见工作性质的把握不当,导致会见工作中客观存在诸多问题,这不仅会削弱监狱行刑的严肃性,而且极易侵害罪犯合法权益,甚至诱发司法腐败。因此,加强对会见工作性质的法理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建议十分必要。     

《反垄断法理解与适用》评介

一般说来,反垄断法的颁布与实施旨在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我国反垄断法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法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史际春教授与王莹、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法理价值

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该法一公布,激活了人们的法律思维,打破了人们某些固有的家庭生活规则,挑战了传统的婚姻观。呈现了许多新的亮点：规定了结婚瑕疵的救济途径;厘清了发展中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家庭财产制有了新的意蕴;明示了生育权女性做主的原则。体现了婚姻法的法理性、现实的针对性、改革开放的时代性和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它的发布有着深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虚假代言的法律责任及其制度建构

代言人的虚假代言行为与生产者的违法生产行为构成了对消费者的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有必要区分生产者的实行行为与代言人帮助行为。虚假代言人向消费者推荐产品,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并不是保证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个人虚假代言缺乏相应的规定,而《食品安全法》对于代言人的限制存在不分代言与虚假宣传是否具有实质联系等问题。建议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代言人对其虚假代言行为应当承担过错责任,但在举证责任的承担上宜采用过错推定。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拓展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意指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始终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因此必须源源不断地补充各种合法性资源,以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居安思危,奋发有为,积极拓展合法性资源,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法理”概念的本体论

“法理”并不是法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实在性。无论对“法理”作何种具体解读,从本体论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理”乃实在法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法理”是从法的实践理性中推论出来的“规范之理”,旨在评估和反思法律的规范性和正确性。法理本体没有同一的存在形式,而是以“部门法学之法理”和“法理学之法理”的形式被认知。“部门法学之法理”与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相连接,指向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通常以法教义学的方式来提取。“法理学之法理”是在教义性法理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二阶法理,并不局限于经验的实在法之内,只能通过理性实践论辩的方式被证成。     

依规治党语境中党员权利的法理阐释

党员权利是党内法规的核心范畴之一,是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学理桥梁。党员权利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尊重党员在党组织共同体中的主体性,突出强调党员个体与党组织共同体利益的一致性。从权利的来源、生成标准及规范形式来看,党员权利具有权利的一般属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性权利类型。党员权利以党及其代表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内核,具有权利的功能表征。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对交通行为的规范作用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对近代以来民事上的过失责任原则做出修正的特殊侵权行为责任。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法理根据。其重要作用在于促进机动车驾驶人注意义务的履行和提高。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责任,在及时救济保护受害人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仲裁第三人的法理基础与规则制定

仲裁第三人是仲裁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对其进行学理分析并制定相应规则颇为值得研究。仲裁第三人与诉讼第三人以及“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在界定仲裁第三人概念时,除考虑第三人与仲裁案件在实体法上的牵连关系外,亦应结合仲裁的特点,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纳入考量范围,以弥补“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之不足。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例外规则、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意思自治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仲裁的制度特点均为第三人参加仲裁提供了法理基础。在现行的仲裁法框架下,通过直接立法模式完全可以纳入仲裁第三人。     

依托资源优势建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村寨建设发展模式透析

西双版纳傣族园是我省在建设云南民族文化旅游大省进程中脱颖而出的一颗新星。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以及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傣族园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依托资源优势,按“公司 农户”模式共谋发展的路子,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