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仲裁的自治性、保密性和协议基础使仲裁相对于案外人封闭,而仲裁裁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的扩张及仲裁裁决的反射效力,会使仲裁案外人的法律利益受到影响,因此有必要在仲裁程序之外为案外人的权利提供救济途径。在学者主张的多种救济制度中,仲裁第三人制度因缺乏正当的法理基础而不具有正当性,案外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不符合纠纷的实体性争议本质,只有案外人撤销仲裁裁决之诉制度符合案外人争议的实质,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也能够为案外人权利提供完整的救济。     

善的求索:道德合理性的向度及其达成路径

道德作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信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其功能的有效实现受制于道德本身的合理性。具体而言,这一合理性表现为与事理、情理和法理的契合。此三者,构成了道德合理性的具体向度。在事理上,要提升把握道德真理的认知能力,对道德建设进行自觉反思,努力探究并昭示道德的内在依据;在情理上,要从"源头"上确保道德与情理的契合,将人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道德的最高价值追求而培养行为主体情感和能力;在法理上,要对法治建设进行道德上的合义性论证,进而确立法律信仰和法律权威,并运用法治思维进行道德建设和实践。     

浅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及均等化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意。民生问题成为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民生离不开人民,民生离不开人民的基本生活,从法律理论层面探索适合民生改善的机制,从而实现在公共服务框架内有效改善民生状态的目的。     

日本小额诉讼制度述析及其启示

1996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启动、审理、判决、救济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鲜明地体现了日本精密司法的特征。设立小额诉讼程序,既有简易程序不简化的内在因素,也深受美国小额诉讼的外在影响,但其深层法理在于对平等接近正义、诉讼效率优先、程序法理交错适用等诉讼理念的追求。对日本小额诉讼的制度设计,应以辩证的观点加以看待,不能盲目借鉴,制度的借鉴必须考虑制度生存的土壤和相关的配套制度。日本小额诉讼中规定的程序选择权、异议救济、判决缓期支付制度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小额诉讼适用中的一些限制性规定,以及较低的诉讼费用值得我国借鉴。     

“酒托”诈骗案定罪的法理基础与量刑规则优化

通过对33个“酒托”诈骗案裁判文书的分析,可以得出以诈骗罪定性“酒托”案件是我国司法实践的通行做法.但是一方面,这一认定的法理依据并未明晰,学界对该类案件的定性也存在一定争议.另一方面,对于主从犯的划分特别是对于“酒托女”主从犯的认定,司法实践并未统一.将“酒托”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法理依据在于对被害人承诺效力判断标准的扩大化立场以及对于财产损失的实质化理解,其更深层次的刑事政策考量则是“酒托”诈骗行为具有以预防为目的的处罚必要性.对于“酒托”诈骗案中主从犯之认定,应考虑各行为人在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等整个共同犯罪所处的地位、参与程度、犯罪情节以及对危害结果所产生作用的大小等各方面因素予以确定.     

2014辽宁政法理论年会在我院隆重召开

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辽宁省法学会、辽宁省法官协会、辽宁省警察协会和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共同主办的2014’辽宁政法理论年会第七届年会于2014年8月29日上午9时在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隆重召开。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辽宁省法学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领导以及来自全省政法系统的组织单位及论文作者共计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明辨法理 为民服务简

存陕西省，许小平律师事务所虽然没有像东部发达地区的大型综合性律所那样令人瞩目的业务案例和业绩，但是他们坚持信念、尽职尽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为维护一方平安做出了律师的贡献。     

论民事经济案件处理中法理的运用

一方面因为社会的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一方面因为在于法律规定太过于原则化.致使任何一部法律不管怎么包罗万象,怎么详尽其实,都不能将生活中的事事准则都加以囊括规定在法律中.法理强调的是法律人的理想,它是法律人根据自身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精神对法律本身存在漏洞的补充和完善.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众多民事经济案...     

论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与价值目标

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层面分析，“控权论”、“平衡论”尽管不尽完善，但其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可构成行政处罚听泣制度的法理基础。从行政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层面分析，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正当程序”理论、大陆法系的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理论以及我国的“人民民主原则”共同构成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本文指出根据这些理论的精神与要求，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价值目标应当是：兼顾公正与效率，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公正优先。     

浅析酌分遗产权若干问题

我国《继承法》规定了接受扶养人和扶养人都享有酌分遗产权,这两类人享有酌分遗产权的法理基础并不一致。法定继承人可以成为酌分遗产权的权利主体,肯定法定继承人也享有酌定请求权可以缓和严格遵照继承顺位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