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官穿法袍所引起的几点思考

法官穿法袍不单是审判形式的变革 ,更主要的是法治观念的转变。法袍起源于中世纪 ,她集中体现的是司法正义 ,并具有符号性和道具性等特点。可以说她是将佛国的尊严和幽灵化为人间的温馨与和谐。她给人的启迪是 :法 ,不单是剑 ,同时也是笔。法治改革要致力于制度创新。     

人民陪审员冤假错案终结者？

他们不穿法袍、不戴国徽,审判席上却与法官并肩而坐;他们不是法官,却能够调阅案宗、庭审调查、参加合议庭;他们没从法律院校毕业,却能以朴素的道德情感为司法公正平添智慧。他们被称为人民陪审员。     

也谈法官、法袍及其他——与贺卫方教授商榷

年来余颇关注贺卫方教授、张志铭研究员关于司法改革的言论,并也注意到他们以友善的态度探讨问题,不挟私见,注重论理,情真意切,学风稳健,为法学争鸣开一新风。贺卫方教授学识渊博、识见深刻、或随笔、或     

岂容“法袍”成为“变现砝码”？

司法廉洁,既需要制度性监督与治理,也需要发自内心的对职业尊严的认同与捍卫。广东湛江9名丧失职业道德的法官与一个讼托合谋结成一条利益链,将司法公权变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攫取巨额灰色利益。据湛江市纪检监察机关透露,目前涉案人员已被查处。法官被讼托拉下水,在司法系统并非孤例,但像该案这     

“军官”与“法官”的角色冲突——军事法官着装断想

自从我国法院审判人员统一换装以来,尤其是见到中、高级法院法官开庭时身着代表正义的黑色法袍时,笔者就不禁联想到军事法院审判人员(一般称军事法官)的着装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法官开庭时仍然身着军装,配戴着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军衔肩章。对于这种没有引起任     

法官的法袍代表了什么——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的演讲（节录）

寺约五年前开始，我多次在报纸和电视等传媒是鼓吹，应当改变我们法官的服饰，应当由大盖帽、军警式制服变为法袍。所以，当1999年最高法院决定要换法袍时，一家媒体采访我的报道里称我是在中国第一个倡导换法官服的人。应当说，真正促使我们换服的动力来自于司法机关内部；随着司法界对外交往的日趋频繁，那身军警式制服让我们的院长们以及法官们越来越小自在、法官应当穿什么样的衣服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小的问题现在，总算改了过来，实在值得庆贺。     

不穿法袍的“法官” 司法亲民的纽带

外国影片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法庭上的特殊“主角”——陪审团。几年前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一案中，虽然控方和相当多的公众都认为辛普森有罪，但对事实及证据拥有采信权的大陪审团最终却认定他无罪。于是，辛普森被无罪释放。     

人民陪审员为何热爱装聋作哑

云南七成陪审员如聋哑人 人民陪审员被百姓称为不穿法袍的法官。然而在现实中．众多陪审员庭审中常常是一言不发，好像审判台上的“泥塑”。一些陪审员应付差事，甘当陪衬，以致被当成摆设，“陪而不审”几乎成为对陪审员的普遍评价。为避免人民陪审员“任而不用，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问题，     

法官穿着法袍上访

法官告法院 湖北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一名身着法袍的中年男子，高高举起了白纸上写的大号“冤”字。     

被告席上的法院院长

58岁的杨德龙，坐在了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被告席上，脱下法袍换上囚服，两道浓眉、—双大眼、高直的鼻梁，尽管外在的帅气在杨德龙身上依旧可见，但作为一名法院院长内在的公正忍心、公平之责却早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