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数字经济新征程

为了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2020年11月,北京市政协专门召开了一场以打造首都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为题的沙龙活动。活动中,委员们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主线,对什么是数字经济、什么是数字产业化的业态和怎么为传统产业赋能,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为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数字化的大都市、全球数字经济的标杆城市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减脂:有氧运动VS无氧运动

减肥的方法有很多种,但许多人却认为只有有氧运动才能减脂,而无氧运动只能塑形。那么,这种说法对吗?首先,如果想减脂,就需要了解我们的身体是如何消耗能量的。人体能量消耗主要有3个部分:一是基础代谢,指人体在清醒而极端安静情况下,不受精神紧张、肌肉活动、食物和环境温度等因素影响时的能量代谢;二是日常消耗,即除平躺外,吃饭、工作、走路等正常活动消耗的能量,这是因人而异的;三是运动消耗,指一次运动所产生的能量消耗。     

开展国旗教育 凝聚磅礴力量——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开展“我与国旗的故事”党建主题活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精神,践行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的使命担当,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通过举行我与国旗的故事党建主题活动,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弘扬爱国情,在党建引领中筑牢政治根基,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在主题党建活动中,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将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赠予的两面国旗,分别展陈在祖国东极抚远市、北极漠河市消防救援大队荣誉室作永久收藏。这两面国旗具有特殊意义,它们曾于2019年11月9日和2020年11月9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逆风蓄势 奋力前行(连载一)——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2020 年工作总结

2020 年,我会在农工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整体下滑带来的影响,圆满地完成了农工党中央交办的各项抗疫任务;顺利完成了理事会部署的全年工作任务,全年募入、捐出公益规模做到了“稳中求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自身建设与内部规范管理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地摊经济下证件办理规范的问题探究

自2020年李克强总理点赞地摊经济后,文明城市评审规则也随之改革,地摊经济在各个城市迅速发展.我国对于实体店的经营有着较为全面的政策引导和证件办理的规范,但对同样贩卖商品的地摊的资质证件的相关要求却见之甚少.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当前各地的地摊证件办理政策,发现摊贩证件办理要求的不足之处并尝试性探寻适合我国地摊经济发展的最佳...     

“光明大巴”播撒大爱

一辆大巴车,一群白衣“光明使者”,15载风雨无阻,总行程15万多公里,累计义诊1099次,为群众进行眼科义诊检查15万余人次,筛查贫困白内障患者3000余人次,免费修理眼镜3.9万副,发放科普知识宣传材料34.5万余……年来,天津市眼科医院社区直通车志愿服务团队,怀揣着医者的一腔热忱,承载着医院的希望与重托,在这条义诊检查、送医送药、扶弱助残的奉献之路上义无反顾地奔波着,将大爱与温暖播撒向患者心田。近日,天津市眼科医院社区直通车被中宣部命名为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论法治规范视角下的党内法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当是包括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内的法治规范。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能纯粹地建构于国家法律之上。从法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法的定义和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应成为判断的绝对依据和标准,而应当结合法作为一种调整和指引人们行为的规范这一本质特征进行理解。党内法规具有明显的政党属性,党内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具有程序性,党内法规在外在形式上具有特定性。广义的法治是规则之治,服从规则并非意味着只服从国家法律,还要遵循各种符合宪法规范与法治精神的其他法治规范。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有赖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优势互补,形成法治合力。     

平等权视角下刑法涉性别规范的存在基础与反思--以《刑法》第49条“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为切入点

对妇女予以特殊保护的做法具有合宪性,但其限度应当与自然法中的不平等保持“相称”的水平,否则即属于“过限的实质平等”。刑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意志自由为出发点,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不能想当然地将其视作弱势群体,应当就其所处的阶段、场合具体判定;同时,追求实质平等很大程度上也无需动用刑事手段,作为补充法,刑法只有在性别差异对罪责产生实质影响时才可启动。重新审视刑法中涉性别规范,我国刑法应当走上去“性别标签”的道路,尤其在逐步废除死刑的过程中,避免矫枉过正、用力过猛。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20]38号)

为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规范量刑程序,确保量刑公开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在法庭审理中应当保障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应当规范量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