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派生诉讼的激励和滥用制约机制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有利于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最终能够保障股东的权益。但是股东派生诉讼制度面临着激励与滥用的矛盾,对该制度设计时既要激励其诉讼,又要防止股东滥用派生诉讼权利。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新公司法的规定,探讨股东派生诉讼的激励和滥用制约机制是有益的。     

论股东派生诉讼的当事人

为防止股东滥诉，各国公司法都对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资格做出了限制，但我国应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股东诉讼，放松对股东原告资格的限制。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以及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的其他人，但不应包括在交易关系中损害公司利益的外部人。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地位是多重的，但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当事人，公司在诉讼中的权利受到了一定限制。     

浅析《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和代位诉讼的权利。但是由于这个条款是公司法修订后新增内容,而且规定得十分概括,对于其它一些重要问题,诸如诉讼费用的承担、诉讼和解、撤销和驳回、以及既判力等问题没有作更为详细的规定。所以该条在具体的实践中缺乏较强的操作性,本文在此试就以上问题做简要的分析。     

先诉请求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这一制度的引入对中国公司制度的发展从总体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当提起派生诉讼的目的只在于有利于原告及其律师而不是纠正对公司所发生的错误时，派生诉讼就会被滥用。因此对少数股东提起的派生诉讼，如果不予限制，那么不仅会给公司造成损失也会使人们对我国法律新确立的制度信心骤降。笔者在此仅仅就股东诉讼的限制制度—先诉请求制度进行论述，以期使这一制度更具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浅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之缺陷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我国《公司法》在2005年修订时新引进的一个保护公司和少数股东利益的一种救济制度，该制度已在我国运行两年，作为从国外立法中移植的一种新制度，由于没有其他法律制度的配套规定，难免会在中国这块法律土壤中产生短暂的水土不服现象，例如：前置程序制度的设计、法律对原告的具体要求、诉讼费用的承担等等。     

浅析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当事人

我国新公司法在广泛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判例、学说的基础上,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做出了规定。对公司诉讼中重要制度的规定,无疑是我国公司法的一大进步。但是,尽管我国立法上对股东派生诉讼做出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性规定但对于这一重大制度,其具体内容却乏善可陈。本文对这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论股东代表诉讼之被告适格

利益法学引导之下,法规范和法律判断往往包含价值判断的要素,《公司法》第152条所设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亦不生例外。对于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被告范围而言,第152条第三款的模糊立法仍待进一步解释。结合实践界案例考量,在被告构成上,研讨中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似应辨明第152条为代表诉讼而非派生诉讼之规制,从而将股东派生诉讼被告范围明确界定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诚信义务人及以列举的立法技术规定行政机关、以不公正价格认购股份者等拥有实际控制公司能力的人,并将公司此种派生诉讼语境下的被告乃至日本诉讼法学界所关注的可能被告股东大会排除在外。     

语言学中的“基本”与“派生”现象——兼谈英日汉三语进行体的内涵与外延

将进行体作为英、日、汉三语中的一个共有的语义范畴加以考察,以语言学中存在的"典型与周边"、"基本与派生"的现象对三语中的进行体在具体运用中所存在的或相似或相异的语义现象加以分析比较,力图以一个共有的尺度探求英、日、汉三语进行体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所存在之现象间的规律所在。     

浅析公司法上的诉讼纠纷之股东派生诉讼机制

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机制开始形成于英国,起源于普通法系的司法实践,是衡平法创设的,作为一种让侵权人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机制.达一重要的诉讼机制被认为是英美法系的一大天才发明.我国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首次在立法上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然而立法上的新动向必然会对司法实践产生重大影响,以改变过往司法实践中的不合理做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不应拘泥于法条的诠释,而应结合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实际情况不断反思制度及运作程序问题,以达到既满足社会需要,又方便司法实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