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建设中的话语权力争夺——兼评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参与了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与规范。现代文学史上的每次论争都包含着复杂的原因机制,既包括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又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文学借助论争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规范。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青年＂时期已露端倪,在文学研究会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并对以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相较于与创造社论争的被动应战与同室操戈,与鸳鸯蝴蝶派代表的旧文学的论争更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论争体制的逐步完善。     

纵览古今 走近印度——读朱明忠著《印度教》一书

正一印度是中国友好邻邦、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与中国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然而,对于这个与我们只有一山之隔的近邻,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里却是一些模糊、奇妙、神秘的印象:宝莱坞、印度歌舞、大眼美女、咖喱、佛教、恒河沐浴、寺庙踩踏事件,以至黑公交强奸案等等。国人对印度、印度文化以及印度人生活的了解,不外乎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不少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朝圣;在绵延数公里的恒河岸边,有成千上万个赤身裸体的信徒在沐浴洗涤;印度人喜歌     

土生土长的柳琴戏

正柳琴戏,系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作为徐州土生土长的地方戏,曾多次晋京,多次出国巡演,享誉海内外。柳琴戏,原名"拉魂腔",因最初乐器为柳琴而得名。柳琴,又称"月琴",是艺人自己制作出的一种风格独特的弹拨乐器,它的创意来自于庙堂中金刚所持的琵琶,艺人仿造其形,因财力、工艺所限,用木材挖制出柳琴的最初雏形。柳琴戏是徐州及周边地区灾民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自明末清初以来,苏北、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西化派的文化批判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形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实际,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当时西化派进行文化批判的产物。这种文化批判主要体现在:在文化特征的认识上,批判了西化派过分强调文化时代性、世界性而轻视文化民族性的观点,注重三者的统一;在文化演进依据的分析上,批判了西化派文化决定论的进化史观,主张承认文化反作用的唯物史观;在中西文化差异性的比较上,批判了西化派过分注重发展差异性的比较,坚持发展差异性和性质差异性相统一的衡量标准;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批判了西化派文化整体观下的全盘西化论,强调可析分下的中国化"扬弃";在中国文化现代化方向的构想上,批判西化派的西方文化现代化论,倡导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发展中介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方向。从思想史的维度梳理和考察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西化派开展文化批判并从中获取一些启示,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坚持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新感觉派小说中都市女性的疾病隐喻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最早的一批职业化的现代都市女性,这些女性或为生计所迫、经济独立;或为追逐奢靡、满足享乐的欲望而出入社交场所,最终被异化为"没有了灵魂的人",成为十里洋场上盛开的"恶之花",在她们身上呈现出都市女性特有的种种病态特征。新感觉派小说家对此做了形象的描绘,通过对都市女性疾病的隐喻书写,新感觉派小说家表达了对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与人的错位关系的深刻思考与批判精神。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外警培训中的跨文化交流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为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急需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国际警务合作。为沿线国培训警察是加强国际警务合作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但外警培训交流沟通过程中,由于存在跨文化障碍、误区、冲突、休克等问题,影响了培训的效果,制约了国际警务合作工作的开展。因此,在外警培训中要进一步完善跨文化交流政策、健全交流机制、加强交流管理、优化交流措施、做实交流保障,以提升外警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持续性,从而进一步强化国际警务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公安机关应对涉警群体性事件的策略

涉警群体性事件是指公安机关直接成为冲击目标或者直接由公安机关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民众对警察的不满和不信任。这是由于公安机关打击犯罪不力，群众缺乏安全感，警察执法不公，引起群众心理失衡，地方政府滥用警力，造成警民对立而造成的。对涉警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需要转变思路，从被动处置转为积极预防；公正文明执法，保障社会安全稳定；面对现实，制定群体性事件预案；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及时发现群体性事件苗头；做好信息公开，引导舆情走向；处置时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慎用强制性措施。     

初探陈启天的"新法家主义"思想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曾经有过一股"新法家主义"的思潮,主要以醒狮派代表陈启天、常燕生等人为主,强调当时是一个新的"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实行法家富国强兵政策,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倾向。     

论《词源》理论在清代的接受

《词源》作为中国词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其接受史折射出历代词学思潮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轨迹,对于蓬勃发展的清代词学而言尤其如此:从清初云间派词学家对它的浅层接受,到清前期浙西词派在继承其理论的同时根据自身需要对其进行概念偷换,再到清后期常州词家为调和词学内部"言志与缘情"、"守律与破律"、"雅化与俗化"三对矛盾,对该理论进行了合理吸取与深化,并通过"意内言外"的词学理念,完成词体最终的复合建构;这一漫长的过程《词源》作为一个参照系和理论源,对清代各时期各流派的词学思想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并最终促成了词学向诗学的融合。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