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300年的移民史

由于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无法忍受中原地区水、旱、虫、兵等各种天灾人祸的农户,不得不以"闯"的精神,或从陆路出关,或从水路渡海,抵达关东,在那里开疆拓土,或耕作,或开矿,或经商,或卖艺……据统计,自17世纪中叶以来,300年间,至少有3000万移民通过各种途径到达了东北。     

台湾经济的回顾和预测

2004年是台湾岛内在政治和社会极其动荡和混乱的一年。它经历了“3·20大选”和所谓的“立法院”选举。如果说“3·20选举”是陈水扁当局愚弄和欺骗台湾民众的话，而第二次“立法院”选举则反映了台湾民众求稳定、求安全、求发展的主流民意。     

刘奇葆:《百日攻坚我们从废墟中站起》摘录

汶川大地震发生百日之后,刘奇葆发表纪念文章《百日攻坚我们从废墟中站起》,文中写到,灾后百日,妥善安置上千万群众,没有发生饥荒,没有出现流民,没有爆发疫情,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有人说这是     

汶川地震周年祭——重振山河——汶川震后基础设施重建情况

“5·12”．是刻在所有中国人内心的伤痛。8万多同胞罹难。50万平方公里土地受灾．数以百万计的民房受损……数字是冰冷的。但生者的血液依然在沸腾。整整一年，全民携手。艰苦备尝，重建破碎的家园。尽管，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后烈度最强、救援最难及恢复重建最艰巨复杂的特大地震，但却实现了“四个没有”的奇迹——没有饥荒，没有流民，没有瘟疫。没有社会动荡。     

漂流问题与朝鲜时期的“向海性”

韩民族地处半岛,拥有与生俱来的向海性,而朝鲜时期是其向海性强弱的转折点。以海禁为大背景、防御型海洋政策为基础的朝鲜王朝,国家层面体现出消极的海洋认识,地域层面的向海性虽时有复苏,却因大环境的被动而终究得不到完整释放。从漂流问题来看,本国漂流民对海洋表现出谨慎与敬畏,却又期待漂海带来的异文化体验;外国漂流民在朝鲜王朝得到的待遇,反映出朝廷对海洋外来对象的警惕。朝鲜后期拥有进步思想的实学家们,在海洋认识的停滞上跨出重要一步,对漂流经验持积极态度,然也只到达利用海洋的认识层面,尚未上升至探索海洋的认识层面。可以说这亦是朝鲜王朝探索自身历史主体性的艰难之体现。若要在当下重新获得海洋进出的主动权,韩民族应反思历史上的向海性的变化,以主体姿态在东亚海域中为自己定位。     

安置失地农民 要努力做到生存与发展并重

当前随着我省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民的部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合理安置失地农民必须综合考虑，统筹兼顾，既不能像历史上让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不可能让其返回再从事农业而保证其收入不下降。     

流民犯罪的成本分析与惩治预防

流民犯罪是当前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具有历史和时代特征。犯罪的背后有着浓重的经济原因，极具功利性。对流民犯罪进行成本分析，了解其成本结构与变动，并作一预测，可以更好认识犯罪现象及其趋势。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积极预防和必要的惩治，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和缓和严峻的流民犯罪问题。     

"三农"问题:重农派的理论实战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农派"理论实践进行缕析,认为,尽管"重农"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行通,但具有深沉的时代价值,特别是提出了至今仍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教育农民.没有农民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没有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将无从谈起.     

新土改会否导致城乡流民

“三农问题”是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瓶颈。如果农业效率不提高，农民人数不减少，农民收入不上升，中国经济就无法真正走上扩大内需之路。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只有让土地蜕变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才能解决农民原始积累永远无法完成的重大课题。这就是我国为什么要开展第二次土地改革的根本原因。     

西汉后期政府“应急政策”出台缘由再认识

西汉后期,流民成患、社会动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采取大量的措施试图解决此问题。政府为何这般积极、如此执着?除了过于传统的教条解释外,至少还应有以下几个缘由:儒家思想的浸染、严峻现实的压力、皇权衰微的反应、前辈功德的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