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窄门

世界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通过革命的门是道窄门,上头写着自由二字,谁不从这道门走,谁就会坠入革命的泥沼,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革命还是造反?或许是中学语文教育太成功,闲谈中只要一提革命二字,我就条件反射地想到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在阿Q看来,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当然是件坏事,但如果能让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害怕,甚至可以因此上秀才娘子的象牙床上滚一滚,坏事也就成了好事,不妨同去同去。阿Q的革命观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但这事不能怪他。     

批判城市研究的新视角:导论

学者们发表的集中关注纽约、洛杉矶或者英国城市的案例的大量著作和文章主导着该领域,城市研究专家们能对此视而不见吗?更重要的是,甚至那些具有明显国际化倾向、不再局限于方便母语为英语者的杂志,也传     

赵匡胤玩弄之字

1874年,哈同赤手空拳来到上海,一文不名,甚至连一句当地的话都不会说,但1931年他去世时,仅留在上海的土地就达460余亩,遗产达1．7亿美元。     

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的历史、理论及前景

哈共人民党是从苏联解体后新组建的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分化出来的一支社会主义力量,经过15年的发展,该党逐渐演变成为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最大、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哈共人民党力图正确看待苏共的功绩又实事求是地清理它过去的错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重申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抨击哈萨克斯坦现行制度,并明确宣布该党的目标是在科技进步和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建设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公正、精神富足、自由和经济繁荣的社会。哈共人民党将自身定位为建设性反对派,其发展前景将取决于它能否继续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未来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     

美“斩首”行动扎破巴塔和平气泡

伊斯兰堡原计划11月2日派出代表团,到北瓦济里斯坦与哈基穆拉开展对话。但11月1日哈基穆拉被美国无人机斩首,破坏了巴政府与巴塔结束多年对抗的一丝机会。2013年11月23日起,巴基斯坦数千名示威者阻断了驻阿富汗北约部队的一条主要补给通道,以抗议美国无人机对巴边境地区的空袭。美国无人机11月1日向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一处混凝土建筑物和汽车发射数枚导弹,造成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首领、曾屡屡作为发言人抛头露面的哈基穆拉·马哈苏德丧     

洞朗对峙危机与中印关系的未来

洞朗对峙主要是莫迪政府制造的一场中印双边关系危机.这是1987年以来中印两国间首次出现的相互对抗的大规模军事集结.这场危机既是两国战略失信的新体现,更是两国近几年矛盾郁积的总爆发,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结构性矛盾日趋突显的新阶段.表面看,莫迪政府制造此次洞朗对峙危机意在阻止中方洞朗边防基建、追求印度自身绝对安全、维持印度主导下的“南亚秩序”以及夯实印度与美日等国的战略合作基础,但究其根源,英国人的“缓冲区理论”、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曼荼罗理念”和“婆罗门至上思想”以及美国人的“门罗主义”等也不同程度地形塑了莫迪政府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追求绝对安全”迷思及其战略文化的多重熏陶下,加之“强国心切”,强势的莫迪政权对华防范与敌视明显增强,两国关系呈现出张力有余而合力日渐不足的窘境.要想实现“龙象共舞”,避免洞朗对峙类危机再现,双方唯有始终坚持“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中印互不构成威胁”这两大基本原则,始终坚决抛弃“零和博弈”思维定式,并努力尝试在两国利益交汇区共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共享秩序.     

从八思哈到达鲁其——蒙古对罗斯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

1240—1480年间,罗斯处于蒙古的统治之下。起初,蒙古实行残暴的八思哈制度。14世纪初,由于种种原因,八思哈制度被废止。但蒙古并未放松对罗斯的行政管理,而是采用了遥控的达鲁其制度,定期从萨莱派遣使节（包索力）,指导和管理贡赋征缴、征募军队等事务。同时,在人口统计基础上,蒙古人将罗斯划分为若干财政区、行政区或军事区,称其为＂提马＂或＂提迈＂。达鲁其制度一直持续到罗斯获得独立。     

视角转换与调适：斯焦宾与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问世后,被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与诠释。当代俄罗斯思想家斯焦宾从文化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无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通过空间的剖析,拓展了马克思关于空间的思想,把人们从时间的狭隘视阈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开始关注时间之外的空间,构建起以空间为本体的总体性知识理论体系。他们的研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     

中印战略合作基础的弱化与重构

随着中印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加之印度自身的变化,中印关系原有的战略合作基础日渐削弱。在全球层面,原有的合作议题已经消失或者已经不再重要。在地区层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双方在地区影响力上的竞争更加凸显。在双边层面,传统争议问题的管控机制也面临新挑战。2017年爆发的洞朗对峙是这一大趋势的集中体现。随着2018年4月在武汉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印开始寻求新的互动模式。如何在变化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下重构两国关系的战略新基础,这是目前需要思考的紧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