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教而刑：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反思

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历经近代以来的百年发展,整体呈现的是上升而非下降的趋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刑法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逆势下调,虽然迎合了极端个案所引发的舆论压力,但既未经过严谨论证也缺乏正当性根据。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应否下调,需要厘清的是其背后所涉及的童年观、罪错观、保护观的争议与分歧,由此才可做出理性评判。若要对刑事未成年人进行刑法上的例外非难与谴责,学理根据上多采折中说,但亦须在立法与司法中予以严格限制;而在具体实现路径上,须以优先启动少年司法后例外剥夺“未成年人”身份为前提。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立法的反思,不应止步于司法限缩,其检讨意义在于警示我国应高度重视少年司法改革,尽快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形成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二元结构体系。     

刑法修正中的溯及力问题及其适用

频繁修正刑法的背景下,新法较之旧法是否有利于被告、在何种范围内有利于被告变得更难判断,有必要正确对比新法与旧法,使新法在溯及既往行为时真正贯彻“从旧兼从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例,其所增设的诸多轻罪,如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是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但实务中却被以有利于被告之名而溯及既往。新法对部分犯罪的构成要件、罪数认定规则、量刑档次、罪后量刑情节的调整,部分有利于被告、部分不利于被告。新法诸多规定,形式上有利于被告,实质上不利于被告。既往审判实践中,类推适用刑法还较为突出,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不能将既往类推适用刑法的判决作为理解“旧法”的依据。对新法中有利于被告的规定在适用中应进一步落到实处,防止对其作不利于被告的解释而溯及既往。应防止将本该认定为重罪的既往案件,以从旧兼从轻为由,将新法增设的轻罪名溯及既往,忽略重罪与轻罪的竞合。还应防止对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进而将其溯及既往。     

面向共同富裕的超（特）大城市居住空间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超（特）大城市的居住空间普遍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不同社会群体的混居格局已经被打破,居住分异乃至隔离等居住空间失衡现象日益凸显,并具体反映为保障房社区的不合理布局、作为城市孤岛的传统城中村、跳跃式前进的新式城中村、族裔居住分异与新式贫民窟的生成、城市更新中的替代与隔离五种形态。在陷入固化之前,对居住空间失衡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以推动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的优化策略,包括：从居住空间治理价值理念转型、重塑城市居住空间权利样态、加强城市规划的规制调控作用、推动混居异质化社区建设四个方面。由此为打造超（特）大城市共同富裕空间奠定空间基础,尤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和保留生存与发展空间,避免贫困的聚集和再生产。     

论“永宁公社”摩梭人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1974—1976)

20世纪70年代中期,宁蒗县永宁公社对摩梭人的传统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新一轮的试点改革。这次改革持续了近两年时间,试图彻底改变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和走婚制度,让他们实行一夫一妻结婚共居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初期侧重于强调积极宣传和正面引导,要求实施慎重而细致的措施。当发现通过单纯的思想教育不能有效推进改革时,便开始加大执行政策的力度和速度,在短时间内就使摩梭人的结婚登记率达到了较高的比例,并实现了一夫一妻结婚共居。改革结束后不久,大多数登记结婚的摩梭人就散伙了,他们恢复了母系大家庭和走婚生活,部分摩梭人出于各种原因保持了一夫一妻结婚共居的婚姻家庭形式。虽然这次改革的巩固率并不高,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摩梭人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基调。     

法典化的三重视角

关于“法典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需要从现实的法典化理论进路出发,以19世纪以后的法典化实践为基础,从政治、科学(学理)和技术三个视角进行探讨。首先,法典是政治的产物。近代的法典化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蕴,法典之争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政治角力,法典化现象本身则彰显着共和主义和立法中心主义的政治思潮。其次,法典是法学学术积淀的产物。近代的法典是法教义学的结晶和体系化方法的构造物,是形式化和实质化的双重体系的展现。最后,法典也是完备立法技术的产物。近代法典通常以论理体为体裁,既需设计符合民族和时代要求的体例,也需实现逻辑和经验的平衡。法典并非法律发展的终点,法典化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成熟的动态过程,仰赖以法典评注和判例研究为支撑的教义学的发展。     

PPP协议公私主体权利(力)配置困境与破解——以控制权为中心

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PPP协议权利(力)配置遵循普通契约的一般规律,是不同风险与不同控制权的排列组合。PPP协议又具有特殊性,它是政府以关系风险增加为代价向私主体转移绩效风险的产物,控制权类型相应划分为公共控制权与运营控制权。根据传统权力划分理论,在公共控制权与运营控制权固有权限之间仍存在一个权利(力)空间,它导致PPP协议公私主体权利(力)配置的困境。为避免政府自由裁量权对权利(力)空间的任意支配,PPP项目公私主体控制权应区分绝对范围与相对范围。相对控制权的划分可借鉴公众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划分规则,优先配置给私主体,以突出PPP协议合作绩效最大化的治理目标,同时借助强制性程序规范,减少政府对私主体运营控制权的干预。     

健全对专门法院(庭)的法律监督机制研究--以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为视角

当前我国法院的设置和管理呈现出专门化趋势,从传统的“团块分布”到新型的“遍地开花”。完善审判监督语境下的我国专门法院(庭),既包括军事法院、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也包括互联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破产法庭等,以确保法律监督不留死角。当下我国对于专门法院(庭)检察监督存在后续乏力情况的同时,日益呈现无序化、脱耦化、空心化等现象。依托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未来可逐步健全对专门法院(庭)法律监督的机构设置;在明确案件管辖的基础上进一步畅通工作机制;持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顺应信息化、智能化潮流,科技强检智慧赋能,进一步提升检察监督能级。     

静电压痕仪检验光敏印章伪造指印初探

研究利用静电压痕仪检验光敏印章伪造指印的可行性,探究光敏印章伪造指印与手指遗留指印的静电压痕检验结果差异。以同一枚指纹为模板,分别制作8种不同光敏印油的盖、捺印指印样本及8种不同印台印油的捺印样本,用静电压痕仪对遗留5 d样本的正反面进行检验,并初步考察不同遗留时间（最长30 d）对检验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1）光敏印油捺印样本正面经静电压痕检验后,形成的痕迹对指印纹线的表现能力强于光敏印章盖印样本,但弱于印台印油捺印样本;2）静电压痕仪检验后的部分印台印油捺印指印,形成了超出红色印油范围的黑色补充纹线;3）光敏印油盖、捺印样本经静电压痕仪检验后,印痕周围均出现光晕状痕迹;4）静电压痕仪检验后,少数光敏印章盖印指印周围出现不完整章面印痕;5）对样本背面进行静电压痕检验,光敏印油盖、捺印样本均可显现出明显指印印痕,且边缘出现明显光晕状痕迹,印台印油捺印样本背面痕迹不明显;6）样本遗留30 d时,仍然能够依据上述5条实验现象对三类样本进行区分。静电压痕检验一定程度上能作为纸张上光敏印章伪造指印的有效检验方法之一,但还需就遗留时间、印油种类、盖印/捺印力度、章体新旧程度等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HPLC-MS/MS）检测人体指甲中甲基苯丙胺含量

滥用毒品已成为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甲基苯丙胺直接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高度成瘾性。这类药物可在毛发和指甲样本中残留数月,能够用于准确判断嫌疑人员的吸毒史。本文旨在建立人体指甲中甲基苯丙胺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方法。将指甲样品经水、甲醇依次清洗后,用1 mol/L NaOH溶液碱水解、乙酸乙酯萃取后,取有机层溶剂经氮气吹干,待测物用甲醇水溶液复溶,应用HSS T3色谱柱分离,采用电喷雾离子源（ESI）、正离子模式扫描,多反应监测模式（MRM）检测,空白基质配制标准曲线,以内标法定量。结果显示,甲基苯丙胺在0.1～5 ng/mg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为0.990 1,定量限为0.1 ng/mg;0.1、0.5、2.0 ng/mg三个水平添加下,提取回收率为98.5%～102.2%,精密度为4.35%～6.85%。运用该方法在两位吸毒嫌疑人员的指甲样品中成功检测出了甲基苯丙胺。该方法检测灵敏、结果准确,可用于司法鉴定中指甲样品中甲基苯丙胺的分析检验。     

推动高校基层党委工作高质量开展

<正>高校基层党委是高校院（系）级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学校党委批准,设立的党的基层委员会,处于学校党委和党支部之间的中间层次,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教学等事业发展的政治支撑。为推动高校基层党委工作高质量开展,基层党委应坚持队伍建设科学化、政治生活制度化、理论学习智能化、宣传工作时代化。